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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汉译
现象学与语言分析
发布时间:2018-01-30作者:(德)恩斯特·图根特哈特关键字:所属专题:������-���������������������������������点击量:

现象学与语言分析[①]

 

(德)恩斯特·图根特哈特[②]

胡文迪[③]/译

(中山大学哲学系


原刊于《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4期

 

】:语言分析和现象学之间不是相互补充而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语言表达的“含义”和对对象的“意指”分别是语言分析和现象学哲学思考的中心。“含义”和“意指”有相似之处,但有着相反的性质:对胡塞尔来说,“意指”一个对象的意向“行为”是意识的基本部分;另一方面,对语言分析来说,意识的基本部分是对一个句子的含义的理解。通过对胡塞尔相关文本的分析,揭示出其含义理论的内在缺陷;从这种缺陷出发,引出语言分析哲学的含义理论,并由此显示出语言分析在解释“含义”问题上优于现象学。相对于现象学的“看”这种主客对立模式而言,语言分析的优越性表现在通过对语言表达的强调,摒弃了主客体对立模式,凸显了主体间性的首要地位。

关键词】:语言分析;现象学;表达;含义理论

 


自从在欧共体有人留意到了语言分析不可还原至逻辑实证主义之后,一方面是分析哲学,一方面是现象学和解释学,二者之间的的平行关系已受到关注。这篇文章的标题可能会使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此也将有望进行一次比较性的研究。但这不是我的意图。哲学立场上的相似性可能会吸引未来的哲学史家。当代在现象学、语言分析和解释学领域做哲学的研究者则不得不引出那些潜在的矛盾。哲学立场不同于艺术作品的立场,前者作出真理断言,它们不能共存;毋宁是,它们必须要么相互排除要么相互补充。这一定程度地引出一个决定,在当代的诸哲学立场中,大概一种新的、我们尚对其一无所知的哲学立场即将成型。

我想要完成的现象学和语言分析之间的比较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工作。而在现象学与解释学之间做出说明则会困难很多,也更重要。考虑到主体问题时,语言分析和现象学之间多少可达成一致;只是它们方法各异。因此,人们在此可以期待的是:这两个立场不是相互补充的而是相互排斥的,因此在这场比较中只有一个会留存下来。

在主体问题上,解释学比语言分析和现象学更广泛。然而在其方法上,尽管解释学源自现象学,但更接近语言分析。语言分析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还原过的解释学,是解释学的第一层。语言分析仍然缺乏的是一个历史的维度和一个广泛的理解的概念。相反,由于解释学尤其缺乏对支撑能力以及底层修复的关心,它在上层危险地存在着。而这点是它从现象学,或者说,也是从更为古老的传统那里继承过来的。在一般意义上对形而上学,因此也是对现象学的解释学批评,尤其是海德格尔的批评,只以他们的局限为支撑;继承而来的基层被解释学的代表们保护得像一块纪念碑,进而要么在上面建造要么在底层挖掘。语言分析还从来没有被推进得这么远。然而,它也不想倾覆这栋建筑,就像实证主义所做的那样。毋宁说,语言分析相信为了能更好地承重地重建,它有新的手段和方法。

据此,可以认识到的是,一旦得到恰如其分地实施,解释学与语言分析之间的对立可以为两边实现些什么。但是也已经清楚,在语言分析与现象学之间做出说明的同时就准备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对立,尤其在解释学以现象学为基础的程度上。

当然,语言分析与现象学之间的对立只能从此处开始。我把自己限制在胡塞尔那里,而且限制在他的起点处。

对现象学和语言分析来说,我们对语言表达的含义sense)的理解和我们对对象的意指(Meinen)都属于哲学思考的中心;但是有着相反的性质。对胡塞尔来说,“意指”(meint一个对象的意向“行为”是意识的基本部分。意向行为和相关对象构成了,用海德格尔的表达,人类“展开状态”(Erschlossenheit)的基本关系。另一方面,对语言分析来说,意识的基本部分是对一个句子的含义的理解。当胡塞尔试图把对含义的理解——以某种方式——建立在于对象的意向性关系中时,语言分析则把对对象的意指理解为理解一个句子的含义的一个因素factor)。所以,在此我们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在一开始就以两种立场的起点为基础的比对,如同在一个狩猎十字区中。

我将不会从一个毫不相关的旁观者的立场从事这场讨论,而是作为语言分析哲学家对胡塞尔作出批评。我使这一批评在对他有利的领域,即含义的领域,还可以受到攻击。如果他在此击败他的敌手,那么在第二回合中,他应该试图在他的敌手的领地以此来攻击他:证明从行为开始不仅在诸含义上失败了,而且甚至没能为我们对对象的意指提供一个合适的理解。

 

I

 

1. 在《逻辑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LU[德语]LI[英语]),一部致力于逻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著作中,对语言表达的含义的澄清必须被列在第一位。因此胡塞尔在标题为“表达与含义”(Expression and Meaning)的第一研究中进行了这项澄清。在引论部分将语言表达与指号(Anzeichen)区分开以后,胡塞尔在第9节开始介绍为了含义的澄清对他来说很基本的那些概念。当一个语言符号(Zeichen)不仅是一个可以观察的“物理现象”,而且是一个符号、一个特殊种类的符号的时候,是因为它被某人“立义为”(apprehended)是有含义的,或者,就像胡塞尔说的,一个含义被“赋予”(conferred)给了这个表达。

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第一步。但是现在问题立刻产生了:什么样的活动或行为方式把一个表达理解为有意义的呢?当我们知道一个表达有什么含义或某人在何种意义上意指一个表达的时候,我们习惯于说我们理解了这个表达,或者我们理解它的含义、它的意义。因此,当说把含义赋予一个表达的是一个理解的时候就很自然。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证据;但是关于人们必须如何提出这个问题,即:理解一个表达意味着什么?其方向将会被指明。

但是从一开始胡塞尔就是从另一个方向开始的。他把将含义赋予给一个表达的东西称为“行为”,“含义赋予行为”(bedeutungsverleihenden Akt)。在第五研究中胡塞尔专门处理了“行为”是什么。在此对意识的基本讨论被引进,之前的研究、尤其是第一研究就已经以其为基础了。但是现在这些基本的讨论不再朝向语言表达和它们的含义了。一个独立于语言的、内省的直观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基本的意识现象是意向性的,“指向”(meinendes Gerichtetsein)一个对象。“行为”作为一个“意向性体验”(intentional experience)的术语被提出。

从语言分析这一则看,一个批评性的攻击可以开始于此了。这样一个内省的、直观的分析可能被拒绝。而且胡塞尔认为不可怀疑的东西是可以被怀疑的——比如行为这样的事物,我们在我们之中发现并可以“直观”(anschauen)。然而,这种总括性的批评很容易导致相互理解的缺失,而且是无成效的。只有当能够假定现象学家自己认为它是有效的的时候,才能够把这里想要进行的批评看作是成功的。因此,在当前思考的层面,我们只能对立于胡塞尔的特殊的“现象学的”内直观的方法实行悬置。我们仅仅持守在LU的结构中的已经被指明的特性上:由于含义是整部著作的主题,第一研究立即开始于对含义的澄清;但是这一澄清受到一些概念的支撑,这些概念源自对意识的一个基本的讨论,而这个基本讨论的实行独立于语言表达的含义问题。从这没有推断出任何反对,尽管人们的确可以期待很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很容易地被胡塞尔克服了。因为含义赋予的意识被阐述为是一个行为,把含义自身构造为对象将是很容易的。但是胡塞尔通过他对布伦塔诺和弗雷格的研究充分地避免了这个错误。在12节中,他宣称:“每一个表达……不仅具有其含义;而且也与某些对象发生关系。……但对象永远不会与含义完全一致。”[]13节中他补充道:“因此可以合理地说,表达是借助于它的含义来标示(指称)它的对象。”[]

尽管胡塞尔没有犯把含义看作对象这样的错误,然而表达总是被看作是“借助于”它的含义指称一个对象。显然,这个概念适合于名称,胡塞尔通过它在广义上理解表达,这个表达“能够在一个陈述中行使单层的主语作用”[]LU,2:1, 463; LI, 2: 625)。因为这种表达的作用就是通过命名标示一个对象。但是通常,因为“含义赋予的”意识对胡塞尔来说是一个行为,他的出发点迫使他把这种特殊的、似乎使它们区别于其他的表达的名称的特征扩展到所有的表达上。“每一个表达……也与这样或那样的对象相联系。”进而,这是特殊的概念,它在胡塞尔的含义理论中随开始于意向性的起点而来,并且明显地在这种方式中不可避免:名词性的表达成为所有表达的模式。再者,暂时我们只能谈论一个困难,随这个困难而来的那些问题是否是不能克服的则留待查看。

 

2. 独立于这个困难,产生了关于相应的名词性含义的存在论地位的问题。随着意向性作为他的出发点,对胡塞尔而言,去理解不是一个对象的东西,存在着什么样的可能性呢?这个问题对胡塞尔造成的困难被这一事实证明:它是这少数情形之一,即,LU中的概念被《观念》(Ideas)中的另一个概念代替。

当指称同一个对象的名词性表达有不同的含义时,它们似乎被“它们意指对象的不同方式”所区分,(LU, 2: 1, 49; LI, 1: 289)。尽管如此,含义必须是同一的,与属于它的行为的多重性相反。“因此,含义”作为它们的“类”“与实在的意指行为相联系”,就像“种类的与这里放着的、‘具有’同一种红的纸条相联系”(LU, 2: 1, 100; LI, 1: 330[]在这个唯一可获得的、关于行为和对象的概述中,含义首先出现在主观的一侧,尽管它通过这个事实与它相区别:它是作为行为的类而出现的。毫无疑问,这个概念是站不住脚的:名词性的含义和属于它的行为之本质的确走到了一起,但是它们肯定不相同。

 

因此,可以理解胡塞尔在《观念》(Ideas)中拒绝了这种做法(第94节)。但是现在他认为问题只在于:在LU中,他没有把他的伴随意向性的出发点带得足够远。在行为一侧(“意向活动”),与每一个差异相对应的,他现在声称,是在对象一侧,作为它的“被给予方式”之一的相关差异。对象以及它的被给予方式,现在被描述为“意向相关项”(noema)。“含义”是“在其”被给予性“模式中”意向相关项式的“对象”[](第131节)[]

这个概念看起来非常地吸引人,至少在名词性表达的情形中是这样。我们能够用确切的方式指涉一个对象,例如,把金星指涉为暮星,这一事实明显与此相联系:对象可以通过一种确切的方式被给予我们,这种方式与在其中同一个对象可以被给予我们的其它方式不同(例如:把金星指涉为晨星)。“暮星”这个表达的含义对象在其中被给予的方式,这样说是否充分,这显然是令人怀疑的。尤其是在这个“意向相关项的”(noematic)概念中给出的是普遍性的特殊方面,我们把这个特殊方面与一个表达的含义相联系,并在意向行为的(noetic)概念中来考虑它。如果名词性表达的含义就像在语言分析的视角中被理解的那样,是为了确认被指涉的对象的表达的使用规则,那么就可以说,对通过这种确认规则被决定的被给予方式的意向相关项的讨论之可能性,以及对相关指涉的意向行为的讨论之可能性,都是奠基在含义中的,并且在这种方式中被理解。然而,这个特殊的、既不是通过“本质抽象”获得的,也不是在对象术语中被理解的规则的普遍性,处于现象学的视域之外。

因此,就像通常在现象学的文献中那样,是否胡塞尔随后对“意向相关项”的引入被看作是向前迈了一步,这是非常有可疑的。毋宁说,它似乎是把一个不是对象之物构建为准对象之物的最后一次尝试,并因此使自身免受一切不符合意向性的主客体图式的事物的浸染。就像在LU中,对尽管“在有效的意义上”不应该是“对象”的“客观性”的讨论一样,“意向相关项”这个术语是一个令人难堪的表达。

名词性表达的含义的意向相关项的阐述可能仍然被看作至少是可以理解的概念。但是对所有的非名词性表达的含义来说,这个概念似乎就变得不可理解了。因为当一个表达不再标示一个对象的时候,就没有含义可以被理解为是它的被给予模式的对象。于是,当前的批评就并入了我不久前延后的批评,那个批评与由现象学开端出发的重压有关,它把所有的其他的含义都同化为名词性的含义。

 

3. 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进行这个同化?让我们首先思考一下整个陈述句而不去管它们的各种各样的结构。胡塞尔在第一研究中(LU, 2: 1, 48; LI, 1: 288)解释了把某物理解为一个陈述句的对象有两种可能性。根据第一个概念,一个句子的对象是句子的主语所指称之物。根据第二个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句子的对象的东西是整个陈述理应“代表”的“事态”。当然,第二个陈述尤其吸引胡塞尔,因为它单独地就允许人们谈论与整个句子的含义相一致的对象。根据第一个概念,一个句子的对象仅仅是句子主语的宾语,没有对象与整个句子的含义相一致。

哪一个概念是正确的呢?或者两个概念都是可能的?在此要考虑一个区别,这个区别是胡塞尔在第一研究末(第34节)引入的并在第五研究的第四章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如果我们进行这个行为,而且如果我们仿佛就生活在这个行为中,那么我们所指的当然是它的对象而不是它的含义”( LU, 2: 1, 103; LI, 1: 332)。[]但是“在反思行为中”,我们总是能够指涉含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含义转化成了一个对象。因此,如果含义只是被理解,它不是一个对象而是可以被转化为对象。我们之后用来指称这个含义的语言表达不是一个原初的表达而是一个名称。客体化通过一个名词化在语言上被表达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把“是绿色的”(is green)这样的谓词名词化并谈论“绿色”(the greenness)。按照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把一个句子名词化,然后谈论之前所说过得句子的含义。新的表达是一个反过来我们可以断定某事的可能的主语句子,这表明含义现在是一个对象。例如,“这把刀很钝”(The knifeis blunt),“(这个事态)这把刀很钝(That the knife is blunt)让人愤怒”。当然,当我们只说“他说了点什么”或当我们问“他说了什么?”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客体化。

如果这些特性——它们是胡塞尔自己的,但在弗雷格和分析哲学[11]那里同样被发现——被应用到为了被理解为是一个陈述的对象的东西,胡塞尔提到的那两种可能性中,我们得出了下面的结论。两个概念都是正确的,因为它们都符合这个标准,胡塞尔也认识到,当一个表达作为一个谓语的主语起作用的时候,这个表达就代表一个对象(Ideas, 3; LU, 2: 1,125; LI, 1: 352)。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它们在非常不同的意义上满足了这个标准。如果这个句子在未被反思的交谈中被说出,那么只有第一个概念是正确的。第二个概念,根据其含义是一个事态,与含义的客体化相符,含义的客体化总是可能的,尽管(就像胡塞尔明确地说的)它是衍生的。似乎只是一个细微差别的问题,然而这个细微差别却是决定性的。如果这个对象只在随后的含义的客体化中被构造出来,那么就不可能理解还没有被客体化为某物的含义,“通过”这个含义我们指涉那个对象。[12]

胡塞尔从来没有明确地决定一个或另一个被看作是一个断言句的对象的东西的概念。为什么他不能这样做,现在清楚了。他的语义学洞察明确地证明了他的第一个看法(一个陈述的主语的宾语);他的出发点同样明确地证明了他的第二个看法(事态)。“含义赋予的”意识是一个行为,这一假设不得不导致阐述对象的前后倒置,这个对象是由在原初的含义赋予意识上随后的含义客体化而产生的。

对这个批评的正确性的最后一个怀疑现在可以纳入考虑了。在第一研究中,胡塞尔借助于例子给出了一个在事态的意义上一个陈述的对象是什么意思的更严格的说明(LU, 2: 1, 48; LI, 1: 288)。“ab更大”和“ba更小”,这两个句子含义不同,但“它们表达了同一个事态”。难道这不是一个有启发性的区别吗,完全类同于含义不同但指涉同一个对象的名称的说法?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说通过不同的含义两个句子都标示着同一个对象,即使这个对象只在随后的反思中作为对象呈现出来?

然而,这个类比只是表面的。与连接指称同一个对象的两个名称原则相比,两个句子被一个更狭义的原则连接。在胡塞尔在这里所意指的意义上,这个标准——通过它,两个句子是否表达了“同一个事态”被决定——显然只是这个事实:它们是分析地相等同的,因此它们为真的条件是一样的。当这些指称的不仅是同一个客体而且它们是借助于相同的确认条件指称它的时候,对名词性表达的类比关系才被给出。例如,这个原则通过这两个名称得到满足:“John F. Kennedy的最小的弟弟”和“John F. Kennedy的父母最小的儿子”。但是显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名词性表达指称同一个客体,这些名词性表达没有分析地与这些表达相联系(例如:“在奎迪克岛遇难的议员”)。类似的等同关系在陈述中被发现,在其中它们不仅有同样的为真的条件而且有同样的真值。但是进而人们不得不说所有为真的陈述都指称了同一个客体,所有错误的陈述也同样如此。然而,众所周知,弗雷格走了一条偏离对“对象”的正常理解的、对胡塞尔的目的来说没被质疑的道路。

我当然不想质疑这个事实:在这样的方式中——具有相同的为真的条件的这些陈述表达了同样的“事态”——固定“事态”这个有点不确定的术语的含义是很有意义的。[2]但是,这个陈述支持的是一个被定义为其所说的事态,它处于一个类比关系中——不是作为名称支持它的对象,而是,毋宁说,作为名称支持着所说——如果这也被如此理解,以至于当且仅当它们表达的是同一个确认的条件的时候,若干名称所说的才是同一个东西。就像一个名称的所说那样,一个陈述的所说只能在随后已经被描述的客体化中才能被构建。

 

4. 至此在理论上寻找的、胡塞尔在名词性表达的模式上理解断言句的尝试失败了的证据,看起来可能有点迂腐了。的确,在胡塞尔的含义理论中其弱点在此显而易见,而且这个弱点是他的出发点的结果,这个逻辑上的吹毛求疵的结果是些什么呢?当我们思考陈述的内在结构时这些结果就会变得明显起来。然后理解的完全新的可能性由语言分析提供也才会变得清楚。

在“第六研究”的第六章胡塞尔形成了一些对他的陈述结构的观点很基础的概念。从意向性开始,这引导他把一个陈述的逻辑结构理解为对象之间的综合,在这个综合中一个更高阶的客观性被构造。(在这一文本中,胡塞尔根本不再谈论陈述的含义而是只谈论“客观性”,然而这一客观性只有通过名词化变式才变成“富有成效的意义上的对象”。)综合通过一个行为被完成,通过这个行为综合客观性被构造。这个行为被这样一些行为所奠基,这些行为指的是表象若干综合的元素的行为。胡塞尔把被奠基的综合性为描述为一个“范畴行为”。

 

4.1 在何种程度上胡塞尔借助这些概念澄清了陈述的结构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简单的形式,即述谓句。胡塞尔强调的在对象与表达——这个表达可以作为句子主语发挥作用——之间的狭义的相互联系会不得不在它们代表着一个对象的方式中排除对谓词的谈论。胡塞尔一定已经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他尽其所能避免这个问题。而另一方面,他的出发点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可能性。而且,尤其是范畴行为的学说现在依赖这个预设。范畴行为综合着为它奠基的诸行为的对象。如果这个范畴行为只奠基在一个行为中,奠基在与句子的主语相符的这个行为中,那么人们就不能再谈论一个综合了。当在谓词一侧假定了第二个行为时,这意味着这个谓词也代表一个对象。

但是我们在这里不依赖思辨。在第六逻辑研究48节中,胡塞尔对述谓陈述作了分析,在其中,这些陈述同化于另一些陈述,在后面一类陈述中,某物据说将其他的某物作为一个部分包含在其中。其模式是“A是(有)a,”倒过来有“aA中”的形式(LU, 2: 2, 153; LI,1: 793)。在述谓句中,胡塞尔不再仅仅谈论部分,而是“依赖的环节”(dependent moments)。第三研究,“关于一门整体与部分的纯粹形式之理论的理想”[13],证实了这一同化。谓词代表对象的“诸依赖部分”(dependent parts)(sec. 2)。这样的同化当然预设了在其名词化形式中理解谓词(“a”)。因此随后的变形也投射到了原始的理解。

的确,人们可以说(为什么不呢?)绿色(greenness)“在”(“in”,“at”或者“on”)草坪里,反过来,也可以说草坪有绿色“在”它“里面”(“in”)或“在”它“上面”(“at”)。由于以及假如人们能够说草坪是绿色的,那么人们就能够这样说。我们不用通过建立一个高阶对象(对这来说就是绿色之所是)与草坪有某种联系来相反地证实这个谓词句。而且,这也当然是清楚的:把谓词句转换成关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的句子或其他关系类型的句子,这会导致一个无限的倒退。“aA中”反过来是一个一位还是二位谓词的述谓句,依赖于它是如何被构造的,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述谓句。[14]述谓句的形式无法避开,因此,理解一个述谓句不能在于综合两个对象。

因此,胡塞尔的含义理论以一种明显的在他的体系中不可挽回的方式跌倒在在述谓句上。无论谁顾及基础形而上学的重要性——这一基础形而上学属于整个哲学史中的述谓判断——,谁就不再能把这个结果当作逻辑上的吹毛求疵处理。每一个哲学出发点都有它的局限性。但是一个不允许理解述谓句的起点必须被抛弃。

那除此之外述谓句可以如何被理解呢?我们必须从这一事实推进:这样一个句子只有一个对象(在最简单的一位谓语的情况中),那就是句子的主语。如其所见,不能说一个带着理解说出句子的人把这个对象与另一个对象连接起来。也不能说,他把这个对象与不是对象的某物连接起来。因为只要我们说一个对象与某物相连,这个对象就已经被暗含在“某物”中了。因此这是一个根本不能用于说明述谓句的传统的综合概念。

因此,我们必须在更基础的层面寻找可替代的办法。我们可以通过从询问这个问题开始:当一个带着理解说出一个句子的人不是把句子主语所代表的对象与某物相连,那他用它来做什么?最常见的答案似乎是:他以某种方式描述它,他借助谓词通过澄清和区分它来做这件事。那么,谓词的作用就不在于成为意向性行为的表达,也不在于“表象”某物。它只在与在刚才解释的意义上描述某物。

有人可能会回答:如果一个对象通过谓词被描述,难道这个谓词所代表的事物不是必须被表象吗?但是与其在所谓的自明性的预设的基础上要求情况必须是什么,不如把注意力集中在情况是什么并用这去质疑那个预设。当我们带着理解说“草坪是绿色的”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个在观察或想象中的确定的颜色与谓词“是绿色的”相联系。然而,这个谓词是普遍的。如果它一定要代表某物并且如果这个某物必须能够被表象,这不可能是一个感性直观问题。我们不得不表象与整个谓词域相符的某物。在这种解释中需要的不可感知的表象(representation)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称的“知觉到(noein”。在胡塞尔的“本质抽象”的理论中,他曾试图在一个分析中为“本质直观”的存在提供一个基础,他把这个分析当作是一个现象学的描述,但恐怕只是一个对不存在的某物的一个出色的重构。

无论如何,我不能在我之内发现任何这类表象。而且,是否通过与我们的可感知的看相类比而被理解的不可感知的看的想法恰恰不是一个圆的方,这是值得怀疑的。但是,首先,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表象去理解对谓词的理解。我们不是通过指向一个普遍的本质向某人解释一个谓词的含义的(并因此重构我们自己的理解),而是通过把这个谓词应用到不同的对象上,借此我们解释它的归类作用的程度,以及通过否定它应用于其他对象上,借此我们解释它的区分作用的程度。[15]理解一个谓词的含义不在于看见某物而在于掌握决定这个谓词的使用的规则。谓词的一般性是规则—一般性,而不是一个“一般的对象”。

诚然,一个谓词的含义,例如“是绿色的”,可以通过刚才描述过的方式向某人解释,只有当他满足一定的心理(和生理)条件时。对那些完全是色盲的人,这个谓词的含义就不能被解释。但是这些心理条件是否获得满足不能通过内在的“看”被建立起来,而是只能通过这个人是否能够学习规则,就像在其它的能力或天赋上一样。

我已勾勒出的关于谓语的理论在富有成效的意义上是语言的:它不仅分析语言,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果,即语言符号的使用而非作为对其他某物的纯粹的表达方式,被证明是理解的要素。符号的受规则引导(rule-guided)的使用取代了——至少在谓词的情形中——在胡塞尔那里意向性所占据的位置。在谓词和谓词句的情形中,行为被证明为无效的——不仅因为它们不能被内在地规定(这个确信就像它的对立面一样没有说服力),而且也因为那些认为他们可以规定这种行为的人尤其没能因为这个假设澄清我们对谓词的理解。

 

4.2 陈述的最高形式是什么?在第六研究第51节中,胡塞尔处理了“和”(and),并且也偶然地提及了“或者”(or)。在“和”的情形中,胡塞尔谈论了“名称或陈述的联言的结合”[16]在此处,同样,胡塞尔朝向名称的最初的方向是有效的;每一个名称的结合都是隐含的句子的结合,这被忽略了。因为它们也是为了“客体性”的表达,所以句子同化在名称中,而结合主要地是在名称的术语下被解释的。结合,也被理解为是一个被奠基的范畴行为。这是一个在其中我们“意指对象AB总和(Zusammen)”的行为。

当然,总和Zusammen)的说法如此含混不清,因此它必须被描述为无用的。胡塞尔是如何区分在“结合行为”中被意指的“联合”与其他逻辑的甚至是直观的“联合”模式,这是完全不清楚的。仍然清楚的是这个缺陷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某种综合的表象中寻找“和”及“或”的含义的每一次尝试所固有的。不可避免地,人们总是会回返到直观的图像中。因此,再次变得清楚的是非感觉的表象的概念是无意义的。

从语言分析的观点看,“和”以及“或”的含义,就像谓词的含义一样,是在把包含着这些词的陈述和那些确定的为真的条件连起来的规则中被发现的。这些为真的条件是指那些在命题逻辑中通过所谓的真值表被表象出来的东西。“和”的含义是由这一事实决定的:只有当被合成的句子的两个句子都正确的时候,一个句子(“pq”)才是正确的,而在所有其它情况下它都是错误的。诚然,在这种形式中,这个解释是一个循环,因为在定义中出现的被定义项在“二者都”(“both”)一词中。借助于其他的词介绍“和”的含义而没有循环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阐明——类似于在在谓词的情形中所发生的——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句子(“pq”)是正确的和在何种情况下是错误的,向既不知道“和”也不知道相等的表达的人解释(并且在这种方式中我们可以重建我们自己的理解)。

例如,我们的伙伴C观察到A说“pq”,但B否定了它。然后证明“p”(或“q”)是错误的;A放弃了他的主张。在另一种情况下,证明pq都是正确的;[17]B放弃了他的否定。等等。在这个例子的基础上,C可以抽象出一条确定“和”含义的规则。当然,这里假设的是C有学习这些规则的能力——而不是把“p”和“q”代表的客体性表象在一起(无论如何都不清楚这应该是什么意思)。

同样,量词(“所有的”,“每一个”)的含义被解释了,[2]然而,我们可以在一个综合行为中“表象”一个普遍之物的想法无疑又是不清楚的甚至是无意义的。

 

5. 现在范畴行为的理论据此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被证明为是失败的。(对观念抽象行为来说,其证据还没有给出而只是推论出来的。在更狭窄的范畴直观行为的意义上,理论的失败在我看来被证明了。)这个理论是借助一个无望的不合适的起点来理解连接性表达的含义的一个绝妙尝试。胡塞尔的理论超越了同样的以“表象和对象”的主题为基础的传统方法中的其他解释,他的分析之貌似合理性就源于此。[18]

也许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语言分析给出的替代性的解释——这个解释已经被勾勒过——反过来没有跌倒在在这一事实上,即它不能解释在名词化中被表达的衍生的客体化。然而,它可以把它解释地比胡塞尔的更好。被一个名词化的表达意指的对象既不是一个“综合的客体性”,也不是——就像我迄今对胡塞尔做出的假设所说的——含义自身。毋宁说,它是由一个可能的说者依照一个确定的使用规则说出的“所说what-is-said)”,借此“所说”通过这种方式被定义:所有可能的、具有相同真值条件的表达都代表一个相等的“所说”。按照这种方式被定义的“所说”,如对胡塞尔而言的那样,是一个“理念”对象,然而,这个理念客对象不是通过对诸对象的综合被建立起来的,而是依据其使用条件奠基在语言表达的基础之上的抽象的结果。

最后人们可能想知道,和范畴行为一起,胡塞尔的范畴直观是否太极端了。在此一个区分是合适的。在一个直观是一个行为的程度上,在它甚至在作为精神的看的“看”的模式被理解的程度上,这当然是极端的。然而,通过他的在直观和符号行为之间作出的区分,胡塞尔指出过一个基本的特性,这个特性没有与这些概念相连,并且,甚至在改变的语言分析的视角中也是站得住脚的。这个特性在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获得一个表达的含义及其真值条件之间的联系中显现了自身。例如,谓词只能通过解释它们的真值条件被引入——即,通过证明它们的使用可以如何被证实。然而我们在证实条件之外——不是它们正常使用的情况——仍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理解它们。

因此,一个谓词的正常的使用规则在于:在一个证实情况中对谓词的使用规则的一个特殊的指向。除了指向关系的诸成员不再被理解诸行为以外,这个指向与胡塞尔的符号意向向它的直观充实的指向相符合。这个类比的特性获得了一个必要的修正,这一修正对名称的适合,就如对整个述谓句和不同类型复杂陈述一样适合。

前面表明的对这个特性的澄清,可能是在语言分析中的一个令人满意的含义理论的核心,因此,同时是一般意义上的对“意识”(awareness/Erschlossenheit)的语言学澄清的一个重要部分。

 

II

 

人们将期待,在含义方面,现象学和语言分析之间的对战结果将会对胡塞尔不利,因为语言分析由于它的起点,它有一个优势。而在这个区域内可以期待相反的结果,在那里胡塞尔的思想有它自己的起点:对客体的指向。

然而这个期待将会落空。从对对象的指向开始,不仅阻止了对含义的令人满意的澄清,而且也阻止了对一个对象的指向的令人满意的澄清。这个明显矛盾的说法是有意义的,只要我们看到这一可能性:每一个对对象的指向,依据它自己的含义,都属于含义理解的语境。在这个方向上胡塞尔的定义要点在:一个“对象”是一个“可能的正确的谓语的主语”(Ideas, sec. 3; 参见LU, 2: 1, 125; LI,1: 352)。然而,胡塞尔从没有从这个解释中得出结论:意识的主要部分是对一个句子的理解,以及对对象的纯粹指向、或对一个对象的指称必须被理解为在根本上需要补全的。胡塞尔再次由于他的起点被阻止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他开始于“对对象的指向”这个作为意识之主要部分的概念。但是胡塞尔是如何首先得出这个概念的呢,如果,在另一方面,他把一个对象看作一个“可能的正确的谓语的主语”?

原因似乎是,从一开始,胡塞尔就已经把关于“对象”该被理解为什么的第一个解释与第二个解释——根据第二个解释,一个对象本质上是一个表象行为的的相关项,是一个意向体验的相关项——相联系。在此我们再次触及到了LU中的双重起点,即在定位于语言上的第一研究和内省式定位的、并被当作是第一研究之基础的第五研究之间的矛盾中的外在地明显的双重性。对什么被当作是“对象”的第一个解释给出了一个语言学标准;第二个,在胡塞尔那里决定性的一点,给出的是一个心理学的标准。

但是胡塞尔的第二个(实际上是他的第一个)对“对象”的解释的这个描述尚不充分,因为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这个对象概念是对那些胡塞尔称为“意向性体验”的意识模式的一个公正地分析的结果。此种“体验”的那些例子——胡塞尔在第五研究中介绍意向性时提到的(LU, 2: 1, 366; LI, 2: 554)——必须通过它们总是“朝向一个对象”的方式被阐释,而这根本不明显,除非这个对象被理解为通过一个陈述而“被说之物”的二级客体化。可以肯定,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其中我们必须阐释“一个[在其中]某物被说出的陈述”这个例子。类似的,这一点对相信、希望等等也同样成立。但是在此有更较复杂的情形。

开始另一个例子,“在欲求中”,有“某物被欲求”。在此,表面的语法似乎取消了这一事实:每一个对对象的欲求都是用这个对象来做什么(拥有它,消费它等等)的欲求。[5]现在,这个句子可以被名词化,因此我们可以再次谈论“某物”被欲求;但是我们现在说的“某物”的意思不再是一个对象,而是“拥有这个对象”。

因此这些大量胡塞尔称之为意向性的意识模式都有他强调的“朝向某物”的结构,只因它们可以在句子中被表达并且因为这些句子可以被名词化。这并不适用于所有例子。例如,这不适用于“指称”或者“憎恶”。然而,这足以使这些心理标准(这些标准毫无疑问反过来奠基在语言的使用上)成为无用的:这是一个为了通过“对象”而被理解之物的统一的解释的心理标准。

事实上,胡塞尔似乎还没有从对“意向性体验”的描述性分析中形成我所说的他对第二个“对象”的解释。而是来自一个更老的信念,这个信念自从柏拉图以来一直刺激着哲学的思考:这个信念是,所有的这些意识模式都依据看的模式被理解。就如看有一个视觉图像“在”它“面前”(before),哲学家们把“对象”当作意向意识的一个类似的相关项,这个相关项被阐释为“表象”。

胡塞尔受到这个模式的引导的程度表现在他的这一信念上:“直观”和“对象”是“彼此共属的相关的概念”(Ideas, sec.3)。一个真实的对象是一个感性直观的可能的对象;一个理念的对象是一个范畴直观的可能的对象(LU, 2: 2, 142ff.; LI, 1: 784ff.)。对后者我将不会深入探讨。(没有人会怀疑一个真实的对象本质上是一个感性直观的可能的对象)。——但是胡塞尔走得更远。因为他把(“第六研究”,第42节)属于逻辑形式的每个事物都当作范畴行为领域的一部分,他必定认为一个真实的对象尤其在感性直观中为了我们被构造起来(第47节)。这适合这个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一个对象在与一个视觉图像的类比中被思考。但是它直接与这个概念相矛盾:一个对象本质上是由一个主语表达指出的。因为一个主语表达有一个确定的逻辑语言形式——即,允许主语表达出现一个句子的某些位置而不出现在其他位置的形式。如果一个对象本质上是“可能的真的谓语之主语”,这种形式对对象本身的构造(the constitution of the object as object)就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将不得不证明在这种方式中被理解的对象如何通过独立于语言和观察的方式为了我们被构造起来——一项在近年来的语言分析中已经被成功地完成的任务。[4]

胡塞尔对作为一个“对象”被理解的是什么给出了两个解释:(1)真的谓语的一个主语和(2)表象的表象项。因此,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些解释不能前后一致的联合起来。[19]更准确地说,第二个解释——来自于错误的类比——必须被当作是一个空概念,这个空概念就像属于它的“表象”概念一样是一个虚构。还不能决定一个虚构的概念是否与另一个概念相容。但恰恰第二个解释,对胡塞尔的起点来说是决定性的。当第一个解释毫不含糊地呼唤句子以及同句子一起的与对象相对的含义的首要地位时,第二个却使对象显现为某种独立的、不需要完善的事物——就像在图像中那样。[20]

因此我们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胡塞尔在含义的澄清上失败了,不单单因为他开始于对对象的意识;毋宁说,他开始于对对象的一个孤立的意识,因为他的事业是以一个站不住脚的“对象”概念为基础的。

除了对“对象”的第一个解释:作为真的谓语的主语,在胡塞尔那里有一个额外的暗示,即他感觉到句子高于名称的首要地位。最重要的是,他对“断言质性(thetic qualities)”(“第五研究”,sec. 20; Ideas,sec. 103ff.)的有洞察力的分析。在胡塞尔来看来,意识具有如此本质性的地位——在任何形态中,即使在“加括号的中立”中——以至于对他来说没有断言质性就没有行为。但是“断言质性”描述了我们对对象的指向,这无疑必定是有疑问的。毋宁说,它们似乎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态度,一个在一个句子表达中被表达出来的、朝向一个事态的态度。因此,通常的英语术语是“命题态度(propositional attitude)”。如果胡塞尔在他对“意向性体验”的分析中从“断言质性”开始,那么“意向性体验”将会显现为句子的诸多断言模式。但是因为意识的主要部分在胡塞尔那里是一个已确定的事实,他把“断言质性”转化成了行为。

我不能声称句子高于名称的首要地位在这里已被证明。尽管如此,这个首要地位看起来已经变得貌似相当合理了。谁承认它,谁就抛弃了胡塞尔的起点。这个问题——在胡塞尔的意义上现象学还剩些什么?——可以保持开放。

如果与对对象的指向相比,对句子的理解被证明是首要的,那么产生了进一步的问题:这个理解将被放在何处?一个句子是含义的主要部分似乎以这为基础:它是主体间交流的最小部分。(一个名称可以被理解,但是仅仅通过一个名称,没有什么能够被交流。)这个事实似乎暗示着:尽管主—客体模式的概念以单个的主体为基础,但是从一开始对句子的理解就属于主体间的交流。在这种情况下,主体间性就此而论是首要的,而“主体”是次要的。当然,这不应只被断定而必须被详细地证明。

无论如何,应该变得清楚的是,语言分析不仅已经放弃了先验哲学的传统,而且在一个完全基础的层面上,站在——至少是潜在地——它的对立面。在主体那里的开端就像在客体态度一样受到驳斥,因为在语言中,交互主体性交流会成为新的普遍的关联体系。笼统地说,这与解释学的程序是一样的,但是,在语言分析中,它是在一个更加基本的方法中进行的。



[] 来源:这篇文章由Peter McCormick Frederick A. Elliston翻译,见A. EllistonPeter McCormickeds, Husserl: Exposition andAppraisal, 圣母:圣母大学出版社,1977年,第325-337页。(原文出处:Phänomenologie und Sprachanalyse, in R. Bübner et al. (eds), Hermeneutik und Dialektik: Hans-Georg Godamer zum 70. Geburtstag,Vol. 2, Tubingen: J. C. B. Mohr, 1970, pp. 3-33)——英译原注。(本文选自Rudolf Bernet, Donn Welton and Gina Zavota, Edmund Husserl: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Leading Philosophers. Vol.IV, Routlege, Londen and New York, 2005, pp. 49-70.——中译注)。

[] 作者简介:恩斯特·图根特哈特(Ernst Tugendhat1930—),当代德国语言分析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946194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古典哲学,之后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继续学习哲学,师从海德格尔,195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代表作有:《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真理概念》(1970)、《关于语言分析哲学导论的讲座》(1976)、《自身意识与自身规定》(1979)、《伦理学讲座》(1993)等。

[] 译者简介:胡文迪(1992—),女,中山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16级博士研究生。

[] 译文参照《逻辑研究》的中译本。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4-355页——中译注

[] 译文参照《逻辑研究》的中译本。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57页——中译注

[] 译文参照《逻辑研究》的中译本。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819页——中译注

[] 译文参照《逻辑研究》的中译本。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10页——中译注

[] 这句话的德语原文:Der ,, sinn ist der ,, neomatische ,Gegenstand im Wie ‘ “ seiner Gegebenheitsweise.

英译为: The “sense”is the noematic “object in its mode”(Gegenstand im Wie) of givenness.——中译注。

[]在《观念》中,就像在LU一样,胡塞尔说行为的意义Sinn)与表达的含义相反。在《观念》中,含义问题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胡塞尔认为“表达的层面没有成效”(第124节)。然而,这个层面有一个显著的“好像它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其余的意向性的映射”的“特性”(如前)。我们不应在这段摘录中讨论这个概念是否正确。问题是在《观念》中,关于理论意识的基本讨论,胡塞尔实际上在继续使用这些基本的概念——这些概念比如“意义”、“断言质性”(“thetic quality”)——这些概念是他在LU中与含义相联系形成的(尽管即使在那里,它们也是部分地在明显地独立于语言的、对行为的分析中形成的)。因此与“含义”标题相联系的这些概念,与这个标题本身相对照,在胡塞尔那里保持着中心地位。在下面对胡塞尔的分析的讨论将会表明,就像胡塞尔所想的那样,它们不能那么容易地与语言表达的使用相分离。

[] 译文参照《逻辑研究》的中译本。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一部分)[M].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412-413页——中译注

[11] 我们将会(进一步)看到,在一个名词化中被客体化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含义而是“所说”(what is said)(在一个特别的意义上)。在陈述的情形中,“所说”是我们说它正确或错误。但我们不能说这个陈述的含义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诚然,我们可以把含义客体化;然而,这并不是在“所说”的名词化中语言地被表达出来,而是在“‘A’的含义”的表达中被表达出来。

[12] 通过与日常的名词性表达相对照,就很容易澄清这一情形。即使在一个名词性表达中,这个含义(或者借助表达“所说”)也可以被客体化。因此,例如,我们可以把“总理”这个表达转换为“成为总理”,这个名词化的表达可以作为句子主语起作用。在名词化表达中,我们因此可以谈论两种对象:(1)在它的日常使用中(在我们的例子中“总理”)的通过表达被指涉的对象和(2)客体化的含义。当胡塞尔谈论一个名词化表达的对象的时候,他总是——正确地——想到(1)。但是在谓语的情形中,例如:“是绿色的”,(1)就完全是不可能的而只有(2)是可能的。在一个完全的断言句中,(1)的确是被给予了,但只有当这个句子是一个谓语性的句子的时候,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对象也仅仅是这个陈述的主语的对象。在名词性表达中,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在客体化的含义的意义上一个对象不能够被看作是含义的对象,也因此不被看作原初的表达所代表的对象,其原因在于在这种情形中,二者都是实在地被给予的。因为,非常正确地,胡塞尔从不说——在名称的情形中——它们的对象是它们的客体化的含义,这将意味着他必须说其它的表达根本不代表对象。

[13] 图根特哈特说的应该是“第三研究第二章的标题”,英译原文为“On the Doctrine of Wholes and Parts”,但中译为“关于一门整体与部分的纯粹形式之理论的理想”。此处采用了中译。——中译注

[14] 胡塞尔试图通过把关系句子的关系环节当作综合行为的实施以回避这个问题,这导致了诸关系与逻辑形式诸方面的不可解决的混乱。

[15] 参看:P. Lorenzen在他的大多数文章中的开始。

[16] 译文参照《逻辑研究》的中译本,第1042页,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M]. 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中译注

[17] “以及”(and also)在此被使用,就像不久前在对解释的描述中对“或”(or)使用一样。在解释自身中,这些词没被使用。

[18] 我几乎不用说,我现在认为这一尝试是一个失败的说法,在我去理解和挽救范畴直观理论的书Der Wahrheit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1967[sec. 6-7])中做过。

[19] 在“对象”这个表达上清晰性的缺乏以及模棱两可在整个德国哲学中都有一个刺激性的效果。除了刚才我已经讨论过的那两个概念,第三个概念在胡塞尔那里的重要性较小,但是在另一方面,在康德来说却是决定性的:在“客观性的”的意义上的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这个概念与被名词表达相比,更容易被形容词表达,这不是偶然。因为在现实中它代表的是一个陈述的像情态一样的规定(“它对我来说不仅是看起来是这么回事……而且它是客观地如此”)。然而,即使在康德那里,这个概念因为缺乏与句子的亲密性,也与另外两个概念(在他那里没有太大的破坏性)相联合(参见:例如,Critique of Pure Reason, A 104)。

同样的模棱两可在谈论“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时也是有效的。在现代哲学中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对象化的主题主要地奠基在“对象”的第三个概念中。因此他的“去对象化”(de-objectification)会导致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使自身在“对象”的第一个定义的意义上的对象化有所亏欠。

[20] 在此可以看到,对语言学方式的替代项不是——就像通常所想的那样——某种真实的方式,而是这样一种方式:它从取自感性直观、尤其从取自视觉观察的隐喻中获得它的方向。分析的方式并不少真实性;它只是较少的是朝向内在的,并必然如此,因为“表象”的内向性是一种类似感觉的、并因此失去了与对不得不被澄清之物,即,意识的语言学结构之间的联系。

 

参考文献

[1] 参看:G.Patzig, Satz und Tatsache,[J] Argumentationen:Festschrift für J. König (1966).

[2] 参看:Lorenzen. Metamathematik[M]. sec. 2.

[3] 参看:A. Kenny.Action,Emotion and Will [M](London, 1963), chap. 9.

[4] 尤其参看:P. F. Strawson. Individual[M]London,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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