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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理性和理性的道 ——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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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的理性和理性的道德
                                                            ——与刘清平教授商榷
    很喜欢读刘清平教授的哲学文章,每读一篇,都会有启迪和收获,但有时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作为一名业余哲学爱好者,关于哲学的知识、学问、学术水平和学养,当然远远不能和哲学家相比。但将一些肤浅、幼稚甚至错误、可笑的想法说出来,对我来说或许也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机会。读了刘清平教授《“道德理性”是否可能?》一文,我想说一下自己的一些不同看法,以求教于刘教授。
                                                   一,对“人类理性”应如何定义?
    人类社会道德的主体构成,究竟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它的形成和“构建”主要依赖于作为人类认知能力的“理性”?还是人类的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欲望、冲动和意志?我觉得,要得到准确的答案,必须先把人类“理性”这个概念界定清楚。我们不妨先看看刘教授对人类理性的理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可以回溯到古希腊哲学的‘logos(逻各斯)’和‘nous(努斯)’那里;后二者虽然都包含着多重性的丰富语义,但古希腊哲学家主要是用它们来指称人们凭借逻辑推理展开思维活动、获得真理知识的能力,并且因此得出了人是‘理性’动物的著名定义。尽管它在后来的演变中又被赋予了另外一些复杂乃至混乱的衍生内涵,但在西方主流哲学的语境里却基本保持着这一核心语义。”再到网上搜一下“理性”的定义:“理性一般指我们形成概念、进行判断、分析、综合、比较、进行推理、计算等方面的能力。意思和感性相对 ,指处理问题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自然进化原则来考虑的态度,考虑问题、处理事情不冲动,不凭感觉做事情。社会学角度来讲,理性指能够识别、判断、评估实际理由以及使人的行为符合特定目的等方面的智能。理性通过论点与具有说服力的论据发现真理,通过符合逻辑的推理而非依靠表象而获得结论,意见和行动的理由。”可见,刘教授对“理性”概念的理解和网上给出的一般解释基本一致。
   我个人的理解,对人性理性这个看来已成“公论”的解释,实质上是指人类理性发展的高级阶段——理论思维、逻辑思维甚至哲学思维等,即获得真理性认知的高级阶段。问题是,如果将人类的理性作为区别于所有动物界的本质标志之一,那么上述关于人类理性概念的内涵,就显得过于狭窄了。实质上,人类理性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间和整个人类史相比,是非常短暂的,最多只有文字出现以后的数千年时间,而人类运用高级阶段的理性大规模获得真理的认知过程,实质上只有区区数百年时间。也就是说,人类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他们理性发展的低中阶段中度过的。那么,何谓人类理性的低中发展阶段?我以为,其中包括人类一切超出一般动物本能的感性认知能力。比如人类和动物界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前者能够制造比较复杂的劳动工具,而后者不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具有超出其动物本能的认知能力。而有些动物虽然能利用自然物延长它们的肢体动作,但它们以此形成的认知能力并没有超出它们的动物性本能,或者说这种利用自然物的能力仍然是由它们的动物本能支配的。比如对于火的威胁,几乎所有动物都有规避的本能,而对于一般动物而言,对于火的认知仅仅局限于它们趋利避害的动物本能范围。但人类却不同,当人类发现被森林大火烤熟的动物肉比生鲜动物肉味道更加美味可口时,他们就会将火种储存起来,或者思考怎样取火,然后用火将捕猎的动物烤熟再吃。人类对火的思考和利用虽然还处于感性认知阶段,但作为和一般动物界本质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这种性质的感性认知已经属于人类理性的范围了。再比如,古代人类对各种历法的掌握,以及利用历法指导农业生产,是在对宇宙运行的真相基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显然仍然属于人类的感性认知。然而,这种感性认知已经运用了浅显的逻辑思维和数理思维,显然已经达到了人类理性发展的中级阶段。
    而人类更为本质的理性标志则在于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感性认知。也就是说,当人类组建自身的社会时,其中一切规则、法则、等级、秩序的建立,实质上已经贯穿了人类对自身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伦理道德等等领域中社会常识的理性思考,尽管这种思考还处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阶段,但这样的理性思考,无疑属于人类理性发展的范围。
    因此,我认为,人类理性作为人类脱离动物界的主要标志之一,或者作为人类和动物界相区别的生物性界面而不是作为人类自身认知发展进程中的哲学界面范畴,其概念的内涵必须扩大:人类举凡一切超出一般动物本能的认知能力,都应该包括在人类理性发展的范围之内,并和人类各类非理性因素,包括欲望、情感、冲动、意志、好恶处于互生互动之中。有了这个大前提,就能对人类道德是否由人类理性主导的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人类道德的社会学意义
     我们先来看刘文中这样一段话:“其实,倘若就道德理性精神的自身理论内容展开学理性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其倡导者始终没能令人信服地澄清一个关键的问题:单凭‘理性’的认知能力,如何可能促使人们从事以‘良善利他意志’为直接动机的‘道德’行为呢?事实上,这种严重的理论短板已经潜藏在古希腊哲人的相关阐述之中了。”
     我以为,刘教授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他没有将人类道德中的个体道德行为和社会道德规范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区分清楚。应该说,人类社会中的个体出于同情心、良善愿望和各类情感活动产生的种种“道德行为”,是普遍地自发地存在的,但是,并不是人类个体所有的道德行为都直接产生于个体自发的良善情感,还有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道德行为直接产生于社会道德规范的灌输和教化,而个体自发的零散的道德行为并不能自然形成人类道德规范,它们必须通过人为地“提炼”、“抽象”、升华、锻造等种种“理性”打磨之后,才能成为整个社会普遍遵守的道德规范。而一旦个体的道德行为被“升华”为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时,这种社会道德则已远离它的个体情感、欲望和意志的“原点”,成为充满各种利益考量并由社会理性驾驭的“理性道德”了;第二,即便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它们也不是全部产生于个体自发的道德行为的提炼和锻造,还有一部分恰恰直接产生于人们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我们知道,人类对自然界或物理世界的理性认知和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的所谓“真理性认识”是离不开诸如人类生存价值、公平和正义、善和恶、真理和谬误、文明和野蛮等等基本的价值思考、道德判断甚至情感好恶的,因而人类对自身社会的理性认知实质上是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另一个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后文再谈。
    我们不妨拿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这条最为经典的道德规范来考证。这条道德典范的“文本”出自清人王永彬所撰写的《围炉夜话》,具体行文如下:“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源,常存仁孝心,则天下凡不可为者,皆不忍为,所以孝居百行之先;一起邪淫念,则生平极不欲为者,皆不难为,所以淫是万恶之首。”其中的意思大抵为:一个人如果孝顺父母和长辈,常存仁孝之心,那么天下任何不道德的事情,他都不会忍心去做,因而“孝”为百善之首;但如果一个人起了贪欲淫乱之心,那么平时他最不想去做的不道德的事情,也会无所顾忌地去做。因而“淫”实为万恶之首。关于这个“淫”字,有多种解释。有人解释为“过度”,即贪欲过度;但也有人解释为两性之间的淫乱。我以为,这个“淫”字两种意思都有,或者两种意思是贯通的。因为两性之间的淫欲在人类的各种贪欲之中,是极为强烈或极为特殊的一种,对于相当一部分人群来说,它的诱惑力比任何欲望都大,都强烈,因而以两性之间的淫欲作为人类各种贪欲中的代表,以示一个人如果淫欲大发,“色胆包天”,则天下任何不道德的事情都敢去做,因而“淫”为万恶之首,这个道理是说得通的。
    然而,我觉得王永彬以“孝”为百善之先、以“淫”为万恶之首的道德总结,远没有字面上那么简单,它实质上揭示了中国文明数千年来整个伦理道德规范或体系的核心价值,同时揭示了中国三千多年文明的社会组织的核心关系和内在逻辑。
     在晚清“三千年之未有的大变局”来临之前的中国社会,其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规则的核心内涵和内在本质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政治组织中的绝对君主制;在社会组织中家庭、家族中的宗法组织制。而绝对君主制和宗法组织制又是同构和互通的。即在绝对君主制中,政治权力是在宗法式的家庭、家族规则和秩序中传承给君主的直系后代的,并按宗法家庭、家族内部血缘关系中的尊卑、贵贱、上下、远近秩序划分整个社会的政治等级;同样,在普通社会成员的家庭家族中,其财产及家庭家族的家长权力的传承,和政治上君权的传承方式是一致的,而家庭、家族内部按血缘关系形成的高低贵贱、亲疏远近的人伦等级,又和君主政体的政治等级相对应。而恰恰是中国独特的君主政体和社会宗法关系的这个内在组织本质,决定了整个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主体构成和核心内涵。
    在这里,必须首先弄清一个问题:人类的社会道德是什么?是否纯粹是导引、释放、扩张人性中向善的一面?我认为不是。人类的社会道德的本质,实质上是维系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社会组织规则和社会内在秩序的稳定性,防止因人的过度自利和互害而导致整个社会组织规则和内在秩序的崩溃。因此,人类的社会道德当然要利用甚至大量利用人性中善的一面,但同时为了防止人们行为的越轨,也必须利用人性之恶。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组织的命门究竟在哪里。第一个命门:对于中国绝对君主制政体而言,它的最基本的组织规则和内在秩序在于代表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君权,能够在君主家庭或家族的直系后代中代代相传,和平继承。而君权继承的首要保证或第一保证,则是权力继承在血统上的纯净。但如何保证君权继承在血统上的纯净?关键的保障,就在于君主的异性配偶对君主的绝对忠贞,不至于和其他异性“淫乱”而导致“皇种”不纯,生了别人的孩子。一旦发生“皇种不纯、血统不正”的事件,则是有关整个王室命运、朝纲盛衰、道统断续甚至国家存亡的天大政治祸事,弄不好就会导致宫廷政变、内乱迭起、兵戎相见、社会板荡、王朝颠覆;第二个命门:作为宗法社会组织细胞的家庭、家族,其内部组织规则和人伦秩序的枢纽,则在于家长、族长权力的确立,以及这种权力和整个家庭家族财产在直系后代中的传承和分配,以及围绕“父权”血缘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和尊卑贵贱形成的家庭、家族成员之间的人伦秩序和血亲等级关系。而父权及其财产在直系后代中的传承和分配,最关键的保障仍然是血统的纯正。而血统纯正的保证,同样是掌握父权的一家之主或一族之主的异性配偶对其的绝对忠贞,即保证她们不至于和其他男人淫乱而生出别人的孩子。因此,中国宗法社会组织生态中产生的伦理道德体系,其重心或重要条款实质上都是在这两个命门上防范人们越轨而专门制定出来的。而这些道德规范往往针对妇女更重于针对男性。比如,中国的传统道德在两性关系上从来不提倡男人对自己的配偶“从一而终”,却偏偏特别强调妇女对自已的配偶从一而终,对男人而言,玩妓女、娶三妻四妾不算“淫乱”,只有给别的男人戴上“缘帽子”才算得上“淫乱”且被道德强烈谴责。比如西门庆出入烟花柳巷和娶三妻四妾全不算回事,但和潘金莲通奸给武大郞戴上绿帽子却是天大的失德行为。而对于女性的道德约束,则要严厉一百倍。女人的淫乱,如果发生在君主皇帝的异性配偶之中,则是“祸国”之大罪;如果发生在宗法家庭和家族掌握“父权”、“夫权”的男性配偶之中,则是不可饶恕且严惩不贷的大逆不道。而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往往在普通家庭、家族中更甚于皇室后宫。因为对于侍奉皇室家族的女性配偶而言,除了相同的宗法道德约束之外,还有刚性的制度保障,即宦官制度。宦官制度的实施,使君主皇帝的后宫里面的所有配偶和女侍,都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男人,这种方法可谓“防微杜渐”,釜底抽薪。而对于普通家庭和家族而言,即便没有刚性制度保障男性家长、族长的配偶们不淫乱,但严厉的道德约束和家庭规制实质上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比如什么从一而终,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恋爱婚姻上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等。而中国传统社会对女性的道德约束,实质上已经成为对女性变态的人身奴役和精神摧残,从其对立面彰显了男性的人性之恶。
    可见,王永彬将“淫”列为万恶之首,这“淫”中的确有两性淫乱之指,或者将两性淫乱当做贪欲过度之“淫”中的首选邪恶,这的确点中了中国宗法社会组织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核心价值的命门和要旨:追求血统的绝对纯净,无论对于君主皇帝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承,还是对于普通家庭家族父权夫权以及财产的继承和分配,都是事关整个血亲社会组织规则和人伦秩序能否维系的头等大事之一,因此,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对于两性关系之大防,委实到了登峰造极、别出心裁、残忍霸道、践踏人性的地步。
    再看“百善孝为先”。何为“孝”?一般的理解,就是子女对父母、晚辈对长辈的尊敬、感恩、照顾和赡养,这是一种发自人性的天然的人伦亲情。如果作为对父母、对长辈自发的情感,那么“孝”这种德性当然会普遍地存在于人类家庭成员的个体行为中,也会自发地形成人们对子女、晚辈的一种道德评价的标准。然而,不仅“孝”的个体行为普遍存在,而且作为“孝”的对立面“不孝”或“忤逆”行为同样普遍存在着,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意,就像今天一样,比如在农村或城镇对父母前辈不孝的现象并不见得比“孝顺”现象少,但今天的人们既不把“孝顺”当成“百善之先”,同时也不把“不孝”当成大逆不道,相反,在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爷奶可以把独生子女当成“皇帝”、“活佛”一样供奉着,而独生子女则可以对父母爷奶颐指气使,傲慢无礼。即便这样,人们也不会觉得如此人伦颠倒天就要塌下来了。因此,只有将“孝”这种天然的人伦之情进行人为地拔高、诠释、锻铸、规制,形成整个社会必须遵循的强制性的道德规范,“孝”这种人类向善之情才得以成“道”,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有着独立理论基石的伦理道德体系,和在实践中可以操作的礼仪规制。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为什么要把“孝”这种人类天然的向善之情提炼拔高为整个社会的人伦之纲,并列为全民“教化”的道德之纲呢?显然,将“孝”列为百善之先,同样是将“孝”作为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组织的基本规则、人伦秩序、政治等级解构崩溃之大防。如果将中国整个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的核心价值高度概括为“三纲五常”,那么作为“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显然是围绕、烘托“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而界定的具体道德规范。但维系“三纲”的最终道德基石是什么?只有两个字:一个“忠”,一个“孝”。臣子忠于君主,子女孝顺父母,妻子忠贞丈夫。而对于王(皇)室而言,以王(皇)权为核心形成的血亲关系中,“孝”为人伦之亲,血脉之爱,其“内涵”更丰富于“忠”,其地位也更优于“忠”。当然,举凡王(皇)室血亲关系中所有的“孝”,必须集中体现于对君位之忠,对王(皇)权之敬。可见,一个“孝”字,对于维系“三纲”不崩,“五常”常在,实在是至关重大,占尽先机,难怪王永彬将一个“孝”字列为“百善”之先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我以为至少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占据绝大部分的人类政治专制时代,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都是对其社会组织规则和内在生存秩序的维护,其中的重点是对统治集团利益的维护,因而这些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架构和其核心价值体系,都是经过深入的社会认知、缜密的理性思考和各方的利益考量形成的。因此,这些伦理道德体系中的一部分实质上已经脱离了它们由人的向善之心形成的初始胚胎,成为经过理性打磨并由理性驾驭的“意识形态”;第二,而这些伦理道德规范的文本制定及其相配套的制度规建和教化实践,当然是由统治集团以及为其服务的文化人进行的。因此,对于整个社会群体而言,在他们的全部道德行为或道德实践中,当然有出于人性之善的自发的情感之举,但大部分恐怕出自于统治集团的道德教化和奖惩规制所带来的观念和压力。记得当年学刘文学、学雷锋、学欧阳海、学王杰、学刘英俊等一个接一个学英雄的政治运动和道德教育,当时笔者深受感染,无论在学校还是在部队,都模仿英雄人物抢着做好事,帮助人,不留名,不为利。其动力和动机中当然有被激发出来的人性之善的自发情感因素,但主要因素则是出于被“官方理性”打磨过的道德信念。比如“乐于助人”的对象只能是“阶级队伍”中的同志加亲人,而对于那些被打入另册的“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权威等“阶级敌人”,则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因而批斗起自己老师和校长来,真是“狼性尽发”冷酷无情,哪有半点“人性之善”的影子?
                                               三,关于“从自利到利他的道德转换”问题
    “自利”是人性中的“本原”之一。由于人类的生存资料始终处于匮乏状态,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如果不以辛劳换取起码的生活资料,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自利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之一。然而“利他”同样是人性之善一面中的“本原”。那么在以自利为基本生存法则的人类生活中,是怎样产生出“利他”的道德行为呢?而人类形成社会道德规范的“利他”行为,是否直接产生于人性之善的情感意欲,或者这种情感意欲构成了一切社会利他道德规范的主体,不受人类理性的主导和驾驭呢?在这个问题上,刘教授是这样说的:“ 不难看出,这三位哲学家(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指出了理性知识对于实践行为的积极指导作用……这三位哲学家几乎是如出一辙地忽视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算‘认知理性’在转化成‘实践理性’后,确实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利’的目的,它也只不过是让人们形成了像‘明智’‘自制’这样的‘一己德性’,又如何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让人们同时还拥有‘利他’的目的,并且在人际互动中形成像‘正义’‘友爱’这样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德性’呢?”
    我以为,既然“自利”是人性中的“原点”,“利他”也是人性中的“原点”,有必要由其中的一个“原点”推演出另一个“原点”、尤其有必要在学者的逻辑框架和学理开掘中进行这样的推演吗?为什么两个人性“原点”不能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呢?记得一个老知青说过,插队时他出工不出力,耍奸使滑斤斤计较地混工分,只占便宜不吃亏,但有一次看到一位五保户老人无钱买药病倒在村口,想都没想扔下了一张十元大钞。可见,自利和利他这两种矛盾的行为随时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这有什么奇怪的?不正说明的人性的复杂和丰富吗?
    当然,问题的症结不在这里,而在于“利他”这种道德行为和人类的认知理性究竟有没有关系,或者有着怎样的关系。再看:“事实上,只要我们不加混淆地严格恪守‘理性’概念的核心语义,特别是不在偷换中外在地赋予它某些奇妙的生造内涵,人们的‘良善意志’(包括罗尔斯所说的‘道德敏感性’或‘正义感’)根本就不可能来源于只是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的‘理性’。毋宁说,作为某种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与‘人际同情’不可分离的伦理欲求,它本身在人类的心理结构中始终拥有自己不依赖于理性能力及其认知成果的自律性存在,所以我们才会经常看到这样的日常案例:某些理性知识丰富但欠缺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缺失德性,某些理性知识欠缺但拥有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更有德性。因此,只要原原本本地揭示了意志和情感在人类所有行为(尤其是伦理行为)中的原点地位和助力效应,我们就很难坚持那种站不住脚的‘道德理性’精神了。”
     生活中的真实情形,果真像刘教授所说的那样吗?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分两个层次进行。第一个层次:如果说一个社会整个伦理道德体系都是为了维系这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秩序被人为地“打造”出来的,那么其中那些“利他”道德规范的产生又怎么解释?难道它们出于“维系规则和秩序”这同一个源头?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它们的产生还有其他源头吗?第二个层次:作为人类个体自发的利他道德行为本身,的确有许多产生于“人际同情”和“心理结构”中的“自律性”,但这种“人际同情”也好,“自律性”也好,“意志情感”也好,难道真的是人的利他道德行为的惟一源泉吗?即便这种“心理结构中自律性”,真的和人类理性一点关系也没有吗?
     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不错,助人为乐的利他行为每天都在人类个体中大量地、自发地发生着,而这些行为中的相当一部分的确直接源于人们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似乎与人类的认知理性的确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自发零散的利他行为,比如那位老知青捐助有病五保户十元钱的利他行为,是否能够自动形成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并形成其独有的社会价值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上文说过,任何构成社会性质或社会价值、具有文本性质和社会强制性的伦理道德规范,都是各种社会利益平衡考量的结果,都是由社会理性的探索作为蓝本的。也就是说,那种对整个社会组织规则、各社会群体利益和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持进行考量和探索的社会理性,才是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产生的真正源头。那么,那么,这些道德规范中的“利他道德信条”的产生,是否出于上述同一个源头呢?我以为可以这样说,但也可以将其产生的直接源头另辟出来,而这个源头同样出自人类社会组织的功能本身。我们知道,人类的社会组织为了维系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关系和利益的平衡以及社会秩序和稳定,必然产生社会公共管理机构和社会公共服务机构来通盘协调、解决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各方利益平衡问题。而从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所有官员或为他们提供服务的知识精英,所履行的职责和整个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地协调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并为社会的发展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着想。基于这个职责,他们应该或必须履行的个人政治道德,就是“利他”,为天下人谋利,而不是只为个人利益打小算盘。因此,人类“利他”道德规范或道德行为的社会价值的构成,实质上出自于无论在其社会职责上还是在其对人类自身社会的认知能力、视野上,抑或在个人的“良善意志”上,都优于普通社会成员的这一小部分特殊的社会群体精神生活和价值取向上。问题在于,对这这一部分社会群体而言,仅仅出于“为天下人谋利”的个人“良善意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通盘考虑社会公共利益的管理精英和知识精英中,总有一些人发现当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仍很严重,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许多地方行不通,各社会群体的关系中总有一些恃强凌弱、剥削压迫的地方,因此,他们就产生了创建人人平等、人人互爱、人人利他的理想社会的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而这种诉求的产生过程,恰恰是一个对当前社会如何变革到理想社会的理性探索的过程。而正是这样的理性探索和对理想社会人际关系的“应然信念”,才产生了一系列虽理想化、但仍可在现实中进行教化和实践的社会道德规范。因此,正如上文所说,对人类社会自身的真理性探索是根本离不开生存价值、公平正义、善恶之分、道德规则这些价值性范畴的。
    试想,孔子的诸如“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类形成真正社会价值的利他道德规范,单凭个体自发的“良善意志”和同情心,能够产生出来吗?而仁、义、礼、智、信这些高度理想化的道德信条,尽管还没有摆脱宗法社会组织等级差序的“三纲”束缚,但这些道德信条如果没有儒家学说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诉求,没有对“大同世界”、“小康社会”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和理性探究,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而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儒家学说的继承人几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理想社会和伦理道德的理性思考。比如程朱的天理学,王阳明的心学,都包含着对儒家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的终极追问。至于“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这条千古传唱的“利他”道德信条,同时也是范仲淹在个人道德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道德信念,这样的“利他”行为,其直接源头难道真的会是“与认知理性没有任何关系的心理结构中的自律性”,而不会是出于对社会理想的理性探究和执着追求吗?同样,如果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弊端的理性剖析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性探究,所谓“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等利他道德信条,又如何能够出炉呢?我想,举凡形成社会道德规范的道德实践,其社会价值的构成恰恰是理性认知和理性思考的结果,并自始至终由理性主导和驾驭。在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还是中共建政后构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伦理体系,莫不如此。
    再看第二个层次的问题。上文说过,人类个体各种“利他”的道德行为,产生于自发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并不在少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他行为,都产生于这类似乎和认知理性没有什么关系的情感冲动。上文说过,有许多个体的利他行为,直接产生于社会道德规范的强力灌输和教化作用,甚至和其自发的同情心和“良善意志”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以我亲身经历举例。在部队时一位同班战士家庭经济困难,但对此人我并无好感,他个人卫生很不好,脾气也不好,随地吐痰,整天骂骂咧咧,和许多人关系很僵。总之,对这个人我毫无同情心。但排长总是教育我,不管怎样,他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他有困难,还是应该帮助。正是在“阶级观念”的强力灌输下,我“心悦诚服”地给予他多次帮助,有时把一半津贴都给了他补贴家用。其实,当时和我类似的“道德行为”比比皆是。这种完全由某种道德观念、道德信念甚至道德理想直接产生的利他行为,恐怕不能说和人类理性没有丝毫关系吧。我以为,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中的意志、情感、欲望领域,也是有层次之分的,这些不同层次的内容或者和人类的感性认知有关,或者和理性认知有关。诸如信仰、信念这类高层次的精神活动,或多或少和人类的理性认知有着内在关联。当个体凭这些理念、信念帮助他人时,其动机和目的,既有情感、意志因素,也有认知理性因素。比如当时我帮助那位战友,其动机和目的就不是产生于想帮他一把的同情心或“良善意志”,而是产生于“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这个“信念”,可见,这样的动机和目的,已经相当“理性”了。
    至于刘教授提出“某些理性知识丰富但欠缺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缺失德性,某些理性知识欠缺但拥有良善意志的人们行事更有德性”这个问题,是有逻辑问题的。第一,说道德是理性的,并不是说所有理性都是道德的。因而推论富有理性的人德性一定很高,是不能成立的;第二,说社会道德规范富有理性或由理性主导是一回事,而每一个个体如何履行社会道德是另外一回事。一个人的道德行为出自于纯朴的“良善情感”还是出自于对于人生价值、社会理想的理性认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情,并不影响整个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由社会理性主导。
                                                           四,关于道德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人类的道德行为属于人类精神生活领域,属于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范畴。我总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对于人类精神领域的科学探索和哲学研究,是否能将物理世界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直接搬过来用呢?我以为不能,其理由如下:第一,比如对物理世界的研究,可以追寻它们的本原,追寻它们微观世界的最小构成单位,而只要建起物质世界最小构成单位运动规律的“元理论”,就可以在此基石上构筑起整个相关事物发展规律的理论大厦。比如我们只要掌握了原子、电子、质子、基本粒子这些最小单位的运动规律,就基本上掌握了物理世界运行的整个规律。同样,掌握了细胞、基因、染色体这类最小构成单位的活动规律,也就总体把握了生命的奥秘。但这种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在人类的精神生活领域中能否行得通呢?我以为根本行不通。因为在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你根本找不到诸如原子、电子、元素、基因、细胞之类的最小构成单位,即便有,也绝不会像物理世界那样能够对微观世界中最小构成单位进行单项分割以至无穷。我想,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基本元素”、“最小单位”即便有,那也是多项并存,互动变幻,以至无穷。因此,要想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发展领域尤其是精神活动领域找到其微观世界中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来构建“元理论”,再以“元理论”构筑社会科学和人类精神生活整体规律的理论大厦,无异于痴人说梦;第二,我们可以将人类精神活动或心理活动中不同性质的“元素”、成分、方式、内容区分开来,比如将理性和感性、认知能力和情感活动、意志和情绪、想像力和观察力、仇恨和友爱、善念和恶念等等区别开来,但是这样的区分和对物理世界内部各个层次运动方式、性质的区分是有本质区别的。对于后者来说,任何一个层次的运动方式,其内容、性质、规律都是有严格界定的,各个层次运动方式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比如物理世界基本粒子的运动方式,电子的运动方式,分子的运动方式,直至机械运动方式,都是层层递进,步步井然,其规律的连锁,关系的勾连,作用的互动,都界定分明,一目了然。再比如在人体生命科学中,其“因果链条”也清晰可辨:你可以直接从大脑不同的活动区域找到人体相应部位的生理功能,可以直接从基因的缺陷找到相应的病症,也可以从染色体的组合规律找到胎儿性别形成的终极原因。但是,在人类的精神活动领域,是否有这样清晰的因果关系呢?你能否断言人的每一种行为和主观愿望,都产生于人类精神活动中某种最小构成单位,某种单质的“原点”,某种“原”元素呢?你能像探索物理世界那样,在人类社会活动和精神活动领域找到导致人类各种欲望、行为产生的“单项元素”和“分层运动”之间关系、规律、作用互动中的清晰边际和不同属性吗?
    我以为根本不能。我以为,人类社会的任何活动尤其是精神活动中任何行为和欲望的产生,都是我们在书斋中分类出来的那些“单项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单项元素”在构成人类的某些行动和欲望中的主次、先后、内外、上下的位置和作用,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中都是不同的,其组合的“范式”并无固定规律可循,且千变万化,变幻无穷。更重要的是,作为人区别于动物世界的本质属性之一——认知理性,实质上贯穿于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之中。这个“理性”,当然包括人类理性发展的各个阶段,包括感性认知和理性认知。因此,人类的各类情感活动和意志、欲望的生成不可能离开感性认知的同构。比如,一个人的利他行为,在产生于“良善意志”的同时,也产生于他对某种人生价值的感性认知;一个对他人产生仇恨的人,至少对他和仇家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着清晰的感性认知。而每一个人道德行为产生的具体情境是千差万别的,是各种心理“元素”的综合结果:其中究竟是情感、冲动为直接原因,还是某种欲望为直接原因,抑或是认知感性或认知理性起决定作用,是根本没有固定规律可循的。比如我们在电视剧中常看到一个共产党员为掩护战友牺牲自己,他的这种“利他”的道德行为究竟直接产生于他对革命理想的理性认知和坚定信念,还是直接产生于在同生共死斗争中和战友同志结下的深厚情谊,抑或直接产生于他与生俱来富有同情心的“良善意志”?你分得清吗?但至少有一个结论是肯定的,他的自我牺牲是多种精神“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包括这三种“元素”。因此,在人类道德领域,如果认为可以在人性向善中的某种“原点”或单项的“原元素”上建立起道德的“元理论”,从而以此为基础构建人类伦理道德规律的理论大厦,可能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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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猜想
                                                               ——兼与韩东屏教授商榷
    韩东屏教授的哲学文章特立独行,不畏权威,通俗易懂,富于创意,对于我这样的来余哲学爱好者,读起来总是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但在有些问题上也总感到逻辑不能自洽。比如《历史没有规律吗——驳反历史决定论》一文读下来,就对韩教授关于制度决定论的逻辑自洽感到困惑。
                                                    一,“制度决定论”的逻辑软肋在哪里
    下面我们来看看问题的症结出在哪里。韩教授将历史决定论的主要立论归结为如下几点:一,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某个终极原因决定并推动的过程;二,因而人类历史有自己的目的或一以贯之的走向,并具有必然性、规律性,和一定的发展模式;三,如此,人类历史未来的发展形态或结局是可以预测的; 而将反历史决定论的主要立论归结为:一,由于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而人的活动不仅仅是物质性的活动,也是包含有思想意识、精神动机的思想活动、精神活动,并受思想、精神的支配,也就是说,人的活动出于他们的自由意志,而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动机没有齐一性,和物质形态的自然界历史有着本质的区别;二,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充满偶然性,没有必然性和规律可循,也不可能有一个终极原因或固定发展模式;三,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未来以及最终结局不可预测。
    韩教授赞同历史决定论,他的解决方案是:“ 有鉴于此,若想彻底驳倒反历史决定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找出一个既与历史实际吻合,又与人的意志自由相容的历史规律。”紧接着韩教授宣告:“而由我的制度决定论所给出的‘有什么样的制度,人们就有什么样的活动;当制度发生变化时,人们的活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应该就属于这样的历史规律。”
    韩先生的制度决定论,在逻辑上破绽多多,无法自洽。首先一点,韩教授驳倒反历史决定论的那个“最有效的方法”,却把历史决定论的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搞丢了,那就是决定人类整个历史发展进程、规律、必然性、模式和结局的终极原因。也许韩教授会说,既然是制度决定论,那么社会制度,当然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了。然而人类的社会制度真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原因吗?如果是,制度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而制度产生的原因和制度本身的关系难道不同样是因果关系吗?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中,制度是果,制度产生的原因是因。显然,制度不仅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原因,而且还是人类历史中的另一个原因的结果。而那个产生了人类社会制度原因尽管是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原因还不能确定,但至少和制度相比,它更接近人类历史的终极原因;
    第二,既然有什么样的制度人们就有什么样的活动,当制度发生变化时人的活动也随之变化,那么就必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制度是由谁制定的?制度的变化又是由谁推动的?如果制度是由人制定的,制度的变化也是由人推动的,那么,被制度决定了的人的活动,又如何去制定制度?尤其是被某种制度决定其所有活动的那些人,是怎样去改变制度的?难道被旧制度规范的人,反过来又来改变这个制度?如果这个答案能够成立,问题接踵而至,究竟是人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人?如果是前者,又何来“制度决定论”?如果是后者,又何来人去制定制度、改变制度?
    关于这个矛盾,韩教授是这样解释的:“制度决定论的历史规律,虽然肯定了制度决定人们的活动,却不等于否认人有自由或意志自由,也不等于排除了人的自由选择在历史中的作用。制度不是自生的,而是由人即制度安排者制定的。制度安排者在制定制度时,从来都不会是只有一种可能或一种制度选项,而是会有多种甚至无限多的可能和制度选项,至于最终究竟会以哪种可能或选项制定制度,就取决于制度安排者的自由意志或选择自由。所以,人的意志自由也在历史中发挥作用,人在这里也是有自由的。”
    这个解释令我油然想起韩教授在文中是如何编排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的:“首先,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大趋势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总是要通过人们的历史活动和一定范围内的历史选择性才能建立起来。其次,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可能的选项中,哪一种会被选中,取决于人们的自觉的活动。最后,每一种可能的选项的实现,又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人选择。可是,在对历史选择性做出如此多的解释后,还有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吗?还有‘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的决定性和必然性吗?分明应该改为,是人在决定生产关系,是人在决定上层建筑。”
    现在我拿韩先生的“矛”去戳韩先生的盾:既然制度是由制度安排者制定的,而且制度安排者还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对多种制度进行选择,那么,还有制度对“人的活动”的决定作用吗?还有“有什么样的制度人们就有什么样的活动”吗?“分明应该改为”:是人在决定社会制度,是制定安排者在决定人们的活动,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决定人类的历史。
     第三,在历史决定论关于“历史大势可预见”这个问题上,韩教授是这样“展示”制度决定论的预见性的:“ 笔者的制度决定论的历史规律,除了可与人的意志自由相容之外,也能用于对未来的预测或预言,并至少保证大致准确。这些预言起码可以体现在下述五种境况。”
    由于这“五种境况”文字较长,为节省读者的时间,现摘其一二:“ 第一,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或国家,如果其社会制度安排者发生了变化,这时就可以预言,社会制度也将出现变化,进而人们的活动模式也将出现变化。如果社会制度安排者的变化,是体制内的人员交替乃至大政不变的改朝换代,那么还可以预言,社会制度的变化和人们活动模式的变化都不会很大;反之,如果是革命的结果,即革命者取代原制度安排者,那么则可以预言,社会制度也将出现革命性的变化,进而人们的活动模式也将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二,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或国家,如果其社会制度安排者没有变,只是制度安排者的制度目的或制度意图变了,这时就可以预言,社会制度和人们的活动模式也将相继随之发生变化。并且,其变化程度,将以社会制度安排者的制度意图的前后差异程度而定……”
   下面三条和其相似,不摘也罢。然而,这是什么样的预言?这样的预言我不用“制度决定论”也能成百上千地例举出来。比如,人吃了砒霜如果不经任何抢救就会死亡,但如果经过抢救,就可能不死;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如果一个政权垄断了绝对权力,这个政权必然产生不可救药不可逆转的腐败,但如果是一个民主政权,人民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那么这个政权即使发生了腐败,也可以进行有效制约和铲除;如果一个革命政党的政治路线出现了错误,那么它领导的革命就会出现失败和挫折,相反,如果它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它领导的革命就会取得胜利;等等等等。请问,诸如此类的“预言”,有意思吗?能代表“历史大趋势”吗?
    其实,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比起韩教授的制度决定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它的逻辑自洽几乎到了无可辩驳的程度,不信请看:第一,将生产力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终极原因,完全说得通。因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已经雄辩地证明,人类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所取得的所有进步,都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的变迁,包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迁,都贯穿着生产力发展的轨迹。就拿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变迁来说,你能否认近现代宪政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你能否认近现代教育体系包括课程设计、教育目标、教育科研和现代资本主义大生产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吗?第二,生产力决定论不仅没有将人的自由意志弃置不顾,反而揭示了人的自由更广阔的空间。试问,所谓生产力的每一个台阶的发展,哪个台阶不能证明人类在和自然界的博弈中所展示的越来越自如、越来越开阔的自由意志?生产力正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所谓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不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自然而然地、现成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它们同样是人类凭着自由意志去探索、筛选、构建的产物,当然,他们自由意志的行使,必须在生产力现阶段形成的历史条件框架内进行;第三,生产力决定论无论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还是对人类未来的预见,都有着非凡的真知灼见,尽管这些划分和预见包含着巨大的错误,比如对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划分,对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所遭遇的一系列矛盾和危机进行的一些卓越的预见,都是被人类历史发展所证明了的。当然,总体而言,马克思对人类未来的预见,比如他对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预见,有着浓重的乌托邦色彩,本文不谈这个问题。
    那么,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是否成立呢?我以为,生产力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形成中的作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条规律,是能够成立的,但如果说它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或者说它是人类发展惟一的终极原因,则不能成立。由此,笔者谈谈自己对历史决定论或历史非决定论的一些粗浅的看法。
    我以为,人类构成自己历史的所有活动中有无数条规律,但将某一条规律看作人类历史的惟一本原和终极原因,则不能成立。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我否定历史决定论。然而,我并不否认人类历史的构成没有本原和“终极原因”,只是这个本原或“终极原因”是一个复合体,而不是单一体,即是由多种基本“元素”组合而成,而任何国家、民族在任何时代形成的具体社会形态,是由这些基本元素中哪一种元素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所有这些基本元素的组合方式和“合力方向”,都是不同的。而这些基本元素的各种层出不穷的组合是一个无限的变数,永远没有一个固定模式,因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历史的未来和最后结局不可预测;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各个具体的社会形态是一个没有规律可循且变幻莫测、反复无常的变数,要想将人类历史“规划”出一个完整自洽的逻辑链条和一个由低至高、规范有序、完美无缺的发展过程,那只能是梦呓。
    当然,要弄清人类历史“复合式”的“本原”和“终极原因”,就不能不涉及到海德格尔和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下面,笔者不揣冒昧,斗胆谈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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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类历史活动的“组合型”本原
    我们知道,无论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中,还是在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中,“存在”和“存在者”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存在者”是具体时空中我们可以直观看见的具体存在物,而“存在”则是这些具体“存在物”的存在方式,是所有具体存在物在历史时空中“动起来”的“原动力”和先决条件。而海氏和萨氏都认为,对“存在”的本质事先都无法进行规定。“海氏认为‘存在’是确定‘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依据,是一切‘存在者’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从动态的角度讲,是使‘存在者’显示为‘存在者’的活动,过程。‘存在’较之‘存在者’具有逻辑上的优先地位。反过来,既然‘存在’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性,没有现实的本质,不能给它下定义,仅仅是一种‘在起来’的可能性,从这一点出发,就不能问‘存在’是什么,只能问‘存在者’怎样存在,为什么存在,有什么理由说它存在而不能说它不存在,等等。”(《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比较》:王干才:《唐都学刊》1999年第(4)期)而萨氏则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所遭遇到的历史存在是人的本质得以形成的出发点,人的本质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形成的。‘人,不外乎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人之初,是空无所有;只是后来,人要变成某种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造就自身’。”
    然而,无论是海德格尔如何将“存在”的本质神秘化、虚无化和“不可知、不可说”化,还是萨特以“每个人的本质是由他后天的成长决定的”这一理由来驳斥事先对“自为存在”进行本质性规定,他们都无法否定宇宙间一个基本的事实:任何事物作为“存在”展开自身的过程,都是由它的本质属性决定的。比如人类在地球史上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存在”过程,它的整个历史展开的特殊方式和特殊内容,是由人类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而人类最基本的本质属性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其独特的认知能力可以抵达认知对象的真相和本质;另一个是其独特的劳动技能可以制造复杂的劳动工具和生活物品,或者说可以改造他们眼前的世界。其实,作为人的特殊“存在”概念,无论是海氏的“此在”概念,还是萨氏的“自为存在”概念,都无法摆脱人类的这两个最基本的本质属性:“此在”的“烦”,其产生的根源正是这两种属性;而“是空无所有”的人要“变成某种按照自己的意志而造就自身”,同样离不开这两种本质属性。
    人本身就是动物。但人是高等动物。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的本质标志,就是原始人的活动仍主要由动物本能支配到后来人的活动主要由观念支配。而人类由观念支配的所有活动,就构成人类的历史。因此,卓越的认知能力和改造物质世界的劳动技能就是人类历史构成的终极本原或终极原因。但是,用这两个极为抽象笼统的终极本原或终极原因去理解人类社会错综复杂层出不穷的具体社会形态,则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由观念支配的人的活动所具有的极为特殊的性质,至少在地球这个星球上的所有其他事物,都是不具备的。因而人类历史的终极本原或终极原因中包含着的诸多罗列人类社会特殊性质和信息的基本元素,才进一步揭示了人类历史构成的奥秘和变数。
    我个人以为,人类本质属性中的基本元素,理应是人类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领域。这些元素有哪些,每种元素的特殊属性是什么,它们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组合成什么样具体的历史形态,这些命题都具有广阔的拓展空间,或许能为解开人类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不同时代出现的具体历史形态之谜,提供一把钥匙。
    或许有人问,既然你提出了人类本质属性中的基本元素问题,那么你能说说这些基本元素是什么,有哪些吗?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有一个回答:我根本不知道。对于整部人类历史而言,这显然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课题,这个课题岂是我一个区区历史业余爱好者所能解决的。当然,既然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总是有一些或许张狂、或许荒谬、或许完全错误、或许有些许道理的猜想。此文将这些猜想和盘托出,贻笑大方,供网友一哂。
我不知道人类本质属性中的基本元素有多少,但如下几种,或许就是其中之一。
    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的确是形成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及其文明社会的主要原动力,是构成各类人类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但不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
    二,人类生产力成长阶段及其时空跨度,呈现几何级增长和几何性缩短的规律。人类的认知能力和人类的劳动技能,是在紧密的互动中共同成长的。而这种“共同成长”历史过程极为特殊:人类认知能力每上一个台阶,生产力变革、增长的幅度就越大,周期就越短。人类原始社会的采集狩猎时期经历了数万年甚至数十万年,生产力增长极为缓慢;但当人类获取了矿物质知识并与不断提高的冶炼技能互动时,便迎来了金属时代,劳动工具的制作技能大大提高,由此产生的大规模大面积的农耕文明使生产力成倍翻番,而农耕文明的周期只有区区数千年;接踵而来的工业文明周期只有数百年,但创造的生产力却是农耕文明的成百上千倍;至于今天的信息文明只用几十年的时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提高的生产力,已经不能用倍数计,且前景不可估量。这一人类本质属性中的奇特元素,对于人类的未来,究竟是福,还是祸?今天我们根本无法说得清,但我认为整个人类的宿命,都包含在这个奇特的元素之中;
    三,人类的历史是由人类的社会活动创造的。而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由他们的观念支配的,这个“观念”并不单指“理性”,尤其是对物质世界认识的认知理性。这个“观念”囊括了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包括情感、意志、信仰、信念、理想、爱意、仇恨、狂妄、傲慢、嫉妒、绝望、恐惧、激情、智谋、幻想、创意、想像力等等。人类所有这些精神活动都有可能直接支配他们的社会行为,因而所有这些精神活动都在参与创造人类自身的历史;
     四,总体而言,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是由制度文化规范的。如果说,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观念形态的话,那么,在人类生存方式的所有领域中,制度文化,才是形成人类行为的主要准则。人类因劳动的协作性质而组成社会。人类社会劳动的协作、分工、分配以及日常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是通过建立各种社会制度实现的。而各种社会制度的实践,规范了各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因此,人类的制度文化和行为规则是任何一个文明实体、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形成的渊薮;
     五,而在制度文化中,即在人类所有的社会制度中,政治制度起着主导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的作用。人类政治制度有如下几种特殊属性:其一,政治制度产生于政治权力的运行;其二,政治权力产生于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其三,但是,政治权力具有公共管理、服务和强制服从的双重性质,因而政治权力总是被少数人垄断,并由此产生权力寻租、权力滥用以有掌权者对广大被统治者的剥夺、压迫、奴役、甚至摧残和屠戮;其四,围绕政治权力的所有博弈和斗争,是贯穿于人类历史中的一条主线;
     六,人类各个时代、各个文明实体和各个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的差异、区别、冲突和变迁,产生于如下几个主要原因:其一,不同地域人类氏族社会时代各自特殊的、不同的政治管理模式、权力继承方式、政治生活内容和政治理念形态。这种地域性的政治文化传统往往能贯穿地域性的人类政治生活的始终;其二,生产力、社会、文化等发展及其推动的文明进步和文明交融,引发的制度性变革,这种变革首先是政治制度的变革;其三,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信仰、意志、观念、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产生的历史作用;
    七,当政治权力被极少数统治集团高度垄断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人类历史行程的进退乃至某个文明实体、某个国家或民族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一些历史场合下,往往由某个政治领袖非凡的能力、魅力、野心、雄心及其信仰、理念、情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拥有凡人不可企及的政治能量的政治领袖不可能批量产生,也不可能随时产生,这些极个别政治领袖的产生是随机的,偶然的,尽管这些政治领袖的产生必须依赖产生他们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
     八,所谓人类“自由意志”发挥的空间和程度,对每一个具体社会人而言,是不同的,而且彼此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不仅产生于个人才能天赋、性格、受教育程度、主观能动性等个人因素,还产生于个人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社会等级、社会职业等社会因素,更重要的,这些差别还产生于个人拥有财富和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才是一个人拥有自由意志空间最重要、最神奇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拥有的政治权力越大,越高,他实现自由意志的空间和能动性就越大。因此,至少在过往的人类历史中,能够凭着“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在社会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科学领域等一切领域能动地改变、影响人类世界的,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的“本真状态”的,始终是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
    九,因此,对政治权力的争夺,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并且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重要的原理,即人类围绕政治权力这个轴心产生的政治斗争和政治集团、党派,并不完全甚至并不主要是作为社会各个群体、阶级、阶层、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彼此之间的利益斗争,甚至政治斗争并不是或并不完全是各种社会阶级、阶层、群体之间经济利益、物质利益冲突的直接反映。一方面一个旨在获得政治权力的政治集团或政治党派一旦产生,就必然同时产生出自己特殊的政治利益,而这种特殊利益除了代表它自己以外,往往并不代表或不完全代表或仅仅是名义上代表某些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并不仅仅是社会的利益集团会产生政治力量,而且各种“观念”形态、“思想学说”、宗教信仰也会产生政治力量。如此,人类的各类政治斗争及其所主宰的人类命运,也就更加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凶吉难卜;
    十,不可否认,人类历史发展的潮流是有“河床”的。但是,人类发展潮流决不是沿着这条河床驯服地顺流而下,而是在不断地决堤、不断地洪水泛滥、不断地冲出各流支流的形态中形成一个总的河床和方向的。当人类历史潮流由于种种不正常因素诸如人类兽性一时的爆发、个别大权在握的政治人物疯狂地滥用“自由意志”而决堤泛滥、引发人类社会大规模倒退或巨大的灾难时,往往不是在事前被制止,而是在既成事实的事后被“矫正”。同时,这类灾难性的决堤是否每一次都会事后矫正回归总河床,还是一个未知数。一次偶然的大决堤导致整个人类的毁灭,这样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人类生产力周期越短暂、越处于高级文明阶段,这样的可能性就越大;
    十一,向往大同世界,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永远不会破灭的梦想,而大同世界的基础是人人平等,是人与人之间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和睦共处。因此,一劳永逸地消除人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仇恨和敌对状态,是人类大同梦想的共同愿望。而人们往往机械地将人类社会各成员之间的敌对状况和仇恨,全部归结为阶级、阶层、社会等级、国家、民族、种族之间的利害冲突。似乎只要消灭了所有这些差别,人类大同世界就会到来,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团结一致,亲如兄弟。这是错误的,并不全面。人类社会产生的一切“爱恨情仇”以及由此支配的一切或友好、或敌对、或同生共死、或你死我活的行为,并不全是源于人类社会关系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实际利益的分野、对立和冲突,人类社会中占很大比例的“爱恨情仇”,是由观念、意识形态、思想立场的对立和冲突造成的,包括宗教冲突、信仰冲突等等。也就是说,观念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在很多历史场合往往引发实际利益的对立和冲突,而不是相反。因此,仅仅由人类社会各种不同经济、物质、民族、种族、族群等利益群体的实际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来解释人类所有“爱恨情仇”的根源,那只会走进一条死胡同;
    十二,如果说,大同世界是人类的终极目标,那么,对“社会正义”、“自由、平等”的追求,是人类在每一个具体社会发展阶段中追求的短期目标,或者作为通往终极目标的阶梯。其中对自由的追求,则属于人类的本质属性。从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进程来看,人类的不平等、不自由状况的确在一步步走向相对平等、自由的状况。然而,人类的文明史同时也在证明,由平等进而自由进而大同世界,这个永恒的主题却注定衍生出与人类愿望背道而驰的悖论。其一,当人们将自由平等的追求锁定在人类终极正义的大同世界之上时,他们所设想的这个人类未来的大同世界,几乎无一避免地充满乌托邦色彩。在这个终极社会理想中,人类完美的自由、平等和幸福的生活,往往都是在整齐划一的格式化中实现的:划一的居住格式、划一的两性关系、划一的家庭组合、划一的生活内容、划一的工作计划、划一的分配方式、划一的教育模式、划一的文化活动、划一的道德水准、划一的行为准则、划一的思维方式、划一的幸福感受等等。事实是,这种整齐划一的乌托邦理想一旦被人付诸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时,几乎无不产生某种新型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恐怖统治,屡屡酿出巨大的政治祸害和人道主义灾难。这有血的历史教训为证。然而,诸如此类的乌托邦悲剧是否会因人类接受教训而停止重演?至少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个问题无解;其二,经过人类对社会正义和平等自由数千年的追求,尽管人类社会相对的平等自由状况已经出现,甚至广大被统治者可以选择、监督统治者的政治制度也已经出现,但人类消灭一切差异的欲望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这种固执且极端的思维坚信人类社会应该实现无任何差异的平等。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和差异,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这些不平等和差异包括智力差异、才能差异、天赋差异、知识差异、教育差异、文明差异、文化差异、国家差异、民族差异、阶层差异、种族差异、族群差异、宗教信仰差异、道德差异、意识形态差异等等,对这些难以消除甚至永远不可能消除的差异认知不足,将成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大麻烦。一方面,这些差异不会因为人们对人类现代政治文明进程的线性思维而逐步缩小,恰恰相反,这些差异永远是一个忽大忽小、反复无常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所有这些差异在其诡秘的动态过程之中,会在人类社会各群体之间产生出来新的、层出不穷、变幻莫测的歧视、隔胲、仇恨、对抗、争斗甚至互害,这些令人猝不及防、手足无措的大麻烦将大大超出人们对人类前途和理想的预期,甚至会给人类关于社会正义、自由平等追求的所有线性思维以致命一击;
    十三,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人性和兽性问题。人类的本性是自利。人性的底线是将任何一个人当作人、而不是当作动物来对待。人性自利的跨度,用“善恶”这根道德尺度衡量;人性和兽性的区分,则由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根价值尺度来识别。人类社会任何立得住足的道德伦理体系,只有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利“对等”的“平衡木”上才能长久站稳,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利”,都是建立在尊重其他所有社会成员同等“自利”的前提上。而所谓“自利”,并不仅仅指个人物质利益上的自私,人类所有精神需求、价值需求的满足,同样在“自利”范畴之中。比如“助人为乐”,对一些人既是价值需求,也是情感满足,同样是一种“自利”行为;人类兽性的典型特征,就是同类相残。同类相残,意味着一些人对另一些人像对待猪狗一样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夺、压迫、奴役、迫害、摧残直至大规模的屠戮。当同类相残在人类历史当中还处于“常态”时,说明人类社会还在被“兽性”主导着。不可否认人类从“兽性”向“人性”回归,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如果说随着这个“大趋势”人性将彻底取代兽性,则是一厢情愿的梦呓。因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无数事实说明,即便人类对理性的“崇高”追求,也可能导向“兽性”大规模地“卷土重来”。可以说,即便人类历史进入后文明时代,“兽性”在人类社会中的“反复发作”,也可能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人类社会是否会因某次大规模的“兽性发作”而遭致彻底毁灭,谁也无法否认这种可能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只要人类之间相互屠戮的战争一天不永远结束,则人性就一天不可能从兽性中完全解放出来。
     这十三种人类历史本原中“基本元素”的猜想,能否真的“组合”成某一具体的历史形态,笔者姑且也斗胆一试,或许荒谬绝伦,破绽百出,也甘愿能博得网友一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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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从纳粹帝国的历史形态看人类活动本原中诸多基本元素的组合
    我想以纳粹帝国独特的历史形态为模型,具体地剖析一下人类活动本原中诸多基本元素的组合,是如何随机的,变幻不定、不可预测的,也就是说,否认任何主张单一元素的历史决定论,但不否认在某种多种元素组合而成的具体历史形态中,某种元素起着主导性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知道,纳粹帝国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种族灭绝为核心内容的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始作俑者。因此,单就人类二十世纪发生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悲剧而言,纳粹帝国展现的整个短暂的过程,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历史形态和社会形态。而产生这种特殊形态的“基本元素组合”,则是“极个别非凡政治领袖的决定性作用+其他基本元素”的独特组合。也就是说,纳粹帝国所展现的历史形态在本质上打上了希特勒鲜明的个人印记,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希特勒,就不可能有纳粹帝国。当然,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没有希特勒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土壤,就不会产生出希特勒。后一句话虽然也能成立,但任何单一决定论都无法解释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人类历史的许多情形恰恰是由偶然性支配的。因此,人类二十世纪的历史也可能出现这样的偶然性:具备了产生希特勒的历史土壤和社会土壤,但永远产生不了希特勒。那种认为即便出不了希特勒,也会出现和希特勒一样的“东特勒”、“南特勒”的“历史必然”决定论,肯定是十分荒谬的。
    那么,纳粹帝国以种族灭绝为轴心的历史展现过程,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极为特殊的历史或社会形态呢?在说明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从纳粹统治下骇人听闻的“社会现实”中撷取一个极薄的剖面,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如何。
    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所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虽然是纪实作品,但取材大部分是从德国外交部大量的原始档案中获取的,其中还有他当时在纳粹帝国作为美国驻外记者进行采访的亲身经历,因此,这部披露纳粹帝国十二年多历史的纪实作品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下面从中摘录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
    “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1942年10 月5 日,他在乌克兰的 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5000名犹太人。‘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800 到1000 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15 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1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10 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20 来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23 岁。’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2/3,我估计里面有1000 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的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如果将这个血淋淋的片断和纳粹帝国有计划、有目标、有步骤地对近六百万他们认为劣等民族的犹太人、斯拉夫人实施大规模屠杀的历史场景进行“联网”,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应该是怎样一个血腥、恐怖、残暴、酷虐的人间地狱?而按一般的逻辑推理,这种残忍、野蛮、黑暗到极至的人间地狱及其制造者,可以出现在人类文明之初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发生的族群之间大吞并大屠杀,可以发生在人类中世纪黑暗中的帝国争霸、民族兼并、宗教战争和政治迫害,可以发生在像中国这样绝对君主制国家历史中的改朝换代、农民起义、民族兼并和争权夺利,甚至可以发生在现代人类社会中比较落后地区的民族仇恨、宗教纷争和种族屠杀,但是绝不可以发生在揭开人类现代政治文明新纪元的现代欧洲,尤其不应该发生在具有深厚理论思维传统、并出现了诸多人类最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的德国。然而,这样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以及制造它的恶魔偏偏就出在了德国,并且至少祸及了大半个欧洲!
    毫无疑问,如果把这座人间地狱惨不忍睹的现实还原到制造它的观念形态,那么,这种所谓的种族主义一定远离了最基本的理性思考,而成为一个嗜血魔鬼、一个疯子、一个精神病患者极其幼稚、偏执、残忍、荒唐、狂妄的狂想。事实正是如此。这座持续了十二年之间、遍布大半个欧洲甚至更广大地区的人间地狱,完全可以说,是希特勒这个恶魔个人的种族灭绝狂想的结果。问题是,这类幼稚的、血腥的、疯狂的、魔鬼般的狂想,甚至可以从任何一个八岁儿童的脑海中产生,如果一个男孩狂言要扔原子弹将他所认为的所有“坏人”炸死,那么你大可不必为这样的“狂言”惊骇,其实这样的狂想也同样可以从千千万万带着某种仇恨的成年人脑海中掠过,只是这类狂想和其“实践”之间的距离,遥不可及到当以“光年”计算罢了。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无法跨越这段无法想像的遥远距离的,如果人类中有极个别这样的例外,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即这个人既是魔鬼和疯子,同时又是一个天才的政治家,他以攫取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全部的、最高的政治权力轻松而神速地跨过了这段遥不可及的距离,把自己的狂想变成了现实。
    希特勒,正是这样一个集疯子的狂想、恶魔的嗜血、政治家的天才于一身的人类谬种。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希特勒对犹太人等他所认为的劣等种族的疯狂仇恨,是怎样形成的。威廉.夏伊勒在书中写道,对少年希特勒的种族主义思想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的启蒙者,是希特勒所在的林嗣中学的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此人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回忆道:“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然而,少年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16 岁的时候已经热衷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当然,二十世纪奥地利各个民族之间激烈的民族纷争和要求平等政治权利的斗争是青年希特勒民族主义思想和种族观念进一步成熟的摇篮,而青年希特勒游手好闲的流浪生活和作为不入流“画家”的贫困潦倒使他心中的种族仇恨更为炽热和病态:对于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民族纷争,“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一奥地利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在陷到‘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在谈到希特勒种族仇恨的思想根源时,威廉·夏伊勒列数了德国的一些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战争和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认为亚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大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视;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蔑视,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独创之见——虽然实行这种思想的方式后来证明是他的独创。这些思想来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个世纪内支配德国思想界的一批无奇不有的学问渊博然而头脑有失平衡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思想不仅对德国人,而且对很大一部分人类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正好与从俾斯麦一直传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鲁士德国的兴起同时,在19世纪开始占优势的德国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菲希特和黑格尔,后来是特莱希克、尼采、理查德·瓦格纳,以及一批较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后者这些人物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个古怪的法国人和古怪的英国人。这些人终于造成了德国在精神上与西方的分裂;这种分裂状态至今还没有弥补过来。”  
    比如德国著名哲学家菲希特的《告日耳曼民族书》中宣扬的种族主义理论;接任菲希特柏林大学讲座的大名鼎鼎的黑格尔把国家颂扬为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柏林大学历史学教授 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关于“人民,臣民,在一个国家里不过是奴隶而已”的观点;以及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理论等等都对希特勒的思想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作曲家瓦格纳那些歌颂日耳曼民族远古时代的神话和英雄的歌剧,都使希特勒对之产生狂热的崇拜。而瓦格纳结识的两个人,一个是法国文人兼外交官阿瑟·德·戈平瑙伯爵,另一位是英国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这两位“饱学之士”所创造的极为荒谬的种族理论不仅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他们最后竟然成了希特勒的崇拜者和追随者。
    问题是,希特勒尽管吸取了上述那些著名学者的思想养料,但并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过他们的理论,这个所谓的维也纳流浪汉和“奥地利下士”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也没那么高的学养,尽管他读了很多书。他思想所接纳的仅仅是那些三四流“理论二传手”给他灌输的一些思想杂碎,而希特勒正是将这些思想杂碎用他流氓式的思维、病态的偏执、变态的仇恨、恶魔般的狂想搅拌起来筑起第三帝国的理论大厦和世界蓝图。
    关于希特勒反犹思想形成的过程,在他的自述中是到维也纳之后才开始的,但据他童年伙伴的记忆,早在林嗣时希特勒就表现出强烈的反犹情绪。但这并不妨碍他在自述中对犹太人那种病态、偏执和极端的仇恨。“有一次——希特勒记述道——他在内城漫步。‘我突然遇到一 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怪物。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嗣,犹太人不是这等模样的。我偷偷地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但是我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越久,越是逐一研究它的每一特点,我的头一个问题就越是具有一个新的形式: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希特勒的答案是很容易猜到的。虽然他说,在作出回答以前他决定‘用书本来解决我的疑窦’。他埋首阅读反犹书籍,当时这种书籍在维也纳很有销路。然后他到街头去更加仔细地观察‘现象’。‘我所到之处,’他说,‘我都开始看出有犹太人,我看到的越多,他们在我的眼中也就越明显地同其他人有区别.……后来我常常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 他说,接着,他发现了‘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连一个犹太人也不牵涉到的吗?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像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说他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他记述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
     显然,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厌恶、仇恨是一种典型的偏执性精神疾病的病态心理过程,威廉·夏伊勒猜测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还源于一种性变态的“心理成分”,“提到粗野的犹太人诱奸天真纯洁的基督教女郎,从而玷污了她们的血统的话,希特勒居然写到‘可厌的长着罗圈腿的犹太狗杂种诱奸数十万女郎的可怕景象’。正如鲁道夫·奥耳登所指出的,希特勒反犹主义的根源之一可能是他在性方面的压抑妒忌心理。”
    毫无疑问,偏执型、妄想型的心理病态往往激发出精神患者冲破一切人性底线的兽性狂想和仇恨,尤其当这种狂想和仇恨集中在患者所认定的某一类人身上的时侯更加显得荒谬绝论、丧心病狂。而全部问题则在于,当“极个别非凡政治领袖的决定性作用+其他基本元素”的独特组合出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些场合时,那些“极个别政治领袖”中属于偏执型、妄想型的心理病态者究竟有多少呢?一旦他们大权在握,将他们荒谬已极、骇人听闻的狂想和仇恨付诸实践时,会给人类带来多少匪夷所思的恐惧、灾难和滔天大祸呢?当然,在个别政治领袖起决定性作用的历史组合中,并非所有的“极个别领袖”都是希特勒式的恶魔,其中有对人类、国家、民族的历史进步起到突破性进展的伟大改革家,也有引领一个时代、雄才大略、善恶参半的建功立业者,还有对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具有破冰作用的杰出的探索者。
    应该承认,希特勒具有旁人难以企及的政治天赋,我非常赞成威廉·夏伊勒对希特勒的这一段评语:“已经创建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无情地而且有时常常是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精明狡猾手段统治第三帝国的那个人、把它送上这样令人目眩的高度后又把它投入这样可悲的下场的那个人,肯定是个有天才的人,哪怕这种天才是邪恶的天才。不错,他在德国人民——神秘的天意和千年的经历把他们陶冶成当时那个样子——身上找到了一种自然的工具,他能够把它用来实现自己的邪恶目的。然而,如果没有阿道夫·希特勒,那就几乎可以肯定决不会有第三帝国。因为阿道夫·希特勒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只有到最后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
     也就是说,第三帝国的短暂胜利和最后灭亡,不仅依赖于希特勒那些“正面”的政治天才,而且依赖于——或者更加则重依赖于希特勒那些与生俱来的“邪恶”的政治天赋。这种“政治邪恶”包括人类政治生活中那些独夫、暴君、流氓、无赖、骗子、恶棍、魔鬼所拥有的全部政治手腕、政治素质和政治本能。
    参照威廉·夏伊勒的历史叙述,我们不妨将希特勒的主要政治天赋简要归纳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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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希特勒具有超人的演讲天赋。演讲,尤其是面对大庭广众的政治演讲,这种由人类相对言论自由的政治环境衍生出来的“嘴上功夫”,并不仅仅靠能言善辩、巧舌如簧就能胜任的。它还需要敏捷的快速应变能力,缜密的逻辑思考能力,洞察环境氛围和具体情境的能力,和听众的心理、情感、情绪随机沟通、感应和呼应的能力,以及掌控演讲内容、节奏、效果并将其逐步推向高潮的能力。而对于希特勒而言,在所有这些能力之外,还有两种非凡的能力:其一,对当时整个政治环境及其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各阶层、各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政治倾向和情感波动有着总体且清醒的把握,因而他能够巧妙地将各阶层、各社会群体、各政治团体政治利益和心理诉求中可以“通约”的部分引导到纳粹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目标上来。当然,这种“引导”充斥了谎言、谬论、吹嘘、恐吓和讹诈;其二,几乎在希特勒全部政治演讲中,都贯穿着希特勒独有的政治胆略和战略视野,即那把纳粹党的政治影响扩展到德意志全境,为夺取全国政权和建立最高政治权威这个目标服务。可以说,希特勒成功夺取全国政权以及在全国民众中建立起他个人至高的政治权威和非凡的政治魅力,和他个人超群出众的演讲天赋和那些精采的演讲密切相关;
    第二,希特勒的政治组织才能,可能是当时德国境内任何一个政党的政治领袖都难以望其项背的。一个在青年希特勒视为“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所谓“德国工人党”,在当时的巴伐利亚境内诸多五花八门的各类政党之中,实在是一个籍籍无名、只有百十名成员的小党,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希特勒就决定将它作为自己投身政治的活动平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希特勒就“鸠占鹊巢”,成了该党的核心和灵魂,并将该党的政治影响扩展到巴伐利亚全境,不仅如此,第二年该党就正式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即纳粹党,制定了正式的二十五条党纲。从1920年4月希特勒主导的德国工人党更改党名制定党纲到1933年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并取得全国政权,仅用了十三年时间;到1932年希特勒上台前夕,纳粹党已发展为拥有140万党员的全国规模的大党。尽管该党1923年因啤酒馆政变失败被政府暂时取缔,但1925年重建之后更具希特勒的个人“风格”:由希特勒亲自设想选定的纳粹党旗、党徽在纳粹党的政治活动和宣传活动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这对于煽动全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简直是一神来之笔;拥有了自己的党报党刊即喉舌:《民族观察家》、《进攻》、《民族社会主义通讯》等;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冲锋队和党卫队。而更加非同凡响的是如下两点:其一,该党发展最后形成的组织结构,按照当时德国国家权力机构的模式进行了“克隆”,以便一俟夺得国家领导权就以该党全面接管国家政权,实现赤裸裸的一党专政,这对于任何一个在民主共和国内以选票竞争执政地位的政党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二,希特勒十三年苦心经营的建党思路,完全是按照现代极权主义和个人独裁的模式实践的,比如所建立的党的宣传部门,就是一个秉持“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这种流氓理念的撒谎机构;比如建立全党从下至上对希特勒一个人效忠的政治机制;再比如在党内建立秘密警察系统,以便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迅速将德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等等。总之,应该承认,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勾勒的那幅几成人间地狱的第三帝国蓝图和希特勒所拟定的近乎痴人说梦的政治目标,之所以能够在纳粹党二十五年的政治实践中几乎全部实现,希特勒非凡的政治才能尤其是组织才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希特勒的政治战略视野。在个别政治领袖起决定性主导作用的历史元素组合中,政治领袖超群的政治战略视野,是其独有的政治天赋。可以这样说,举凡个别政治领袖起主导作用的历史组合所衍生出来的历史形态或社会形态,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善”的还是“恶”的,都是在创造人类历史,而这种“创造”的根本动力和目标、蓝图恰恰出自于政治领袖非凡的政治战略视野。何谓“政治战略视野”?即政治领袖所掌控的整个政治运作和远程目标在其视野所企及的现实世界全盘格局中的战略定位。比如,希特勒所掌控的纳粹政治运动至少有两个远程目标,一个,实施种族灭绝主义,确立优质种族雅利安人主宰世界的地位,拓展优质人种的生存空间;另一个,实现希特勒式的个人独裁政体和政治制度,以这样的政体和制度统治全球。如此,为了实现第一个目标,纳粹政权的领土扩张至少遍及整个欧洲大陆和亚洲的一部分,包括欧洲各宗主国在其他各洲的殖民地;而实现第二个目标就必须与全球整个现代民主制度为敌,也就是和全球的民主国家为敌,由此必须考虑到纳粹政权为领土扩张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势必要把全球最有实力的主要民主国家席卷进来,这就必须预设战争的战略规模及其决胜把握。毫无疑问,希特勒所具有的这种政治战略视野是超群的,是常人难以具备的。当然,比起充满想像力的政治战略视野,更重要的是同时具备实现政治目标和战略蓝图的组织、实践能力。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能力更重要,也更难得。应该说,尽管希特勒的整个政治蓝图和战略目标逆历史潮流和人类文明而动,且荒谬绝伦,灭绝人性,因而注定要彻底失败,但就他朝着这个目标和蓝图实施政治实践所“创造”出来的活生生、血淋淋的人间地狱来看,希特勒是具备将战略视野进行“兑现”的惊人的才干的。其实,展现希特勒非凡的政治战略视野及其实践才干的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纳粹党在希特勒的努力预期中成为德意志全国规模的大党,并在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决定按宪政程序和平、“合法”夺取政权并取得了成功。实质上,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正是他从政治战略的高度和视角,洞察了当时各类政党在政治上的优势和弱点,成败和得失,经验和教训,尤其在竞争执政地位、获取民众支持率上各自展现的政治能量的对比、消长,洞察了魏玛共和国期间整个德意志民众及各个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政治诉求、心理、情绪的矛盾、趋势、走向。总之,没有这种对全盘格局的总体考量和洞察,没有这种总体考量和洞察下的政策、宣传定位,纳粹党不可能一步步将全国大多数选民争取到自己一方中来,也不可能在诸多政党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当然,纳粹党的政治路线、宣传策略和竞选步骤中,充满了谎言、利诱、恫吓、讹诈、威逼和阴谋。但问题是,一旦纳粹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实现了希特勒的独裁统治,那么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蓝图就构筑了现实基础,而不是异想天开的空中楼阁了;
     第四,希特勒的直觉和意志。希特勒极为敏锐、准确的直觉和百折不回、“从不言退”的意志,是有目共睹的。这两样特殊的政治禀赋,在希特勒“成就”第三帝国的事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甚至在某些关键时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直觉,对于政治家而言,不仅在于对各类事态复杂的变化和走向的政治敏感度和预期,而且在于对事物本质包括人类心理活动和人性本身的深刻感悟。政治家的直觉往往不是深入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在接受相关信息后第一时间就能作出的判断、设想、预期甚至结论。因而敏锐而迅捷的直觉,往往超前于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甚至惊人地准确和深刻。超人的直觉,对于指导瞬间万变、高深莫测的政治实践来说,往往在采取重大决策中起到举足轻重甚至生死倏关的作用。而政治家的意志所产生的巨大作用则落脚于两个重点:一个,人类社会各类政治实践成败得失,除了人类意志无法抗拒的那些客观因素外,主要取决于政治实践者的主观能动性或主观努力程度,而主观能动性或主观努力发挥的程度,又取决于政治实践者是否具有钢铁般的意志:百折不回、勇往直前、越挫越勇、从不言败;另一个,在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状况下,各方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实质上最终要落实到心理博弈上,而心理博弈无穷的奥妙就在于:谁能通过对人性弱点的洞察而找到对手的软肋,谁就能重拳出击,出奇制胜。因此,心理博弈在本质上是意志的对弈和较量。
    纳粹帝国是豺狼政权。何谓豺狼政权?即一个政权的统治者决意突破人性底线,以兽性的暴虐实施统治。而豺狼政权的本性,则在于举凡它打定主意吞噬的对象,除了猎手针锋相对的举措以外,任何力量都无法使之幸免。然而,问题在于,那些被豺狼政权威胁的对象,往往以人性底线以上的善意和诚意揣度对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希特勒作为“豺狼”的敏锐嗅觉和“钢铁意志”,是在当时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弥漫于整个欧洲的绥靖主义这块石头上磨砺出来的。何为张伯伦式的绥靖主义?那就是在纳粹集团凶恶的爪牙面前,它主张大度一点,宽容一点,姑息一点,劝诫它,忠告它,对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相信它能够“幡然悔悟、改邪归正”。尤其是不要招惹它,不要让它抓住肆意逞凶的任何把柄。只要能换得和平,可以“割肉饲虎”,可以牺牲他人。绥靖主义的要害,就是它在豺狼的贪婪和吞噬面前的天真、幻想,掩耳盗铃或鸵鸟式的自欺,被战争吓破了胆的怯懦和恐惧,以及极端的自私、冷漠、明哲保身和对原则、盟友及人类整体利益的出卖。尽管这些都属于底线之上的人性之恶,但却是培养纳粹主义逐步坐大的营养钵。可以这样说,希特勒直觉的深刻、敏锐和准确,意志的坚定、执着和底气,正是他看透了张伯伦式绥靖主义中的人性之弱、人性之恶的结果。无论是纳粹党对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包括那些在一战中出尽风头的陆军参谋总部军官们的征服,还是纳粹帝国对国际上一系列政治对手的征服,都是如此。当然,当纳粹帝国走向灭亡时希特勒政治直觉的屡屡“失灵”和其意志力量的反转崩溃,是因为他遇到了真正的猎手。
    上述列举的希特勒主要的几种独特的政治天赋,仅是笔者个人的看法,难免错漏失当,贻笑大方。然而有一点是要肯定的,即所有这些属于希特勒个人的政治才能,并不是只要具备产生这种政治人物的环境、条件和土壤,就一定会或必然会产生。不,对历史发展起到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的产生是随机的,偶然的,这类政治人物之间在才能、天赋、个性以及政治理念上的差别,也是随机的,偶然的。
    综上所述,可以这样说,希特勒独特非凡的政治天赋是“极个别非凡政治领袖的决定性作用+其他基本元素”这种历史组合中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和希特勒个人政治禀赋相结合的其他“基本元素”是哪些呢?双方是如何“组合”的呢?其实,希特勒的产生和产生他的环境、条件、土壤、温床是连为一体的。而所有这些环境、条件、土壤、温床等所谓人类发展的基本元素,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且缺一不可,只是没有在所有元素中占主体地位。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确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元素之一。第三帝国的形成,这种元素同样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不是资本主义时代那些“资本宗主国”夺回、扩张殖民地的冲动,如果不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如果不是这场危机给战后的德国带来巨大的社会动荡,希特勒的脱颖而出和纳粹政权的“横空出世”,是根本不可能的;再比如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科学发展越处于高级阶段,其发展周期就越短暂,阶段间隔就越短促。希特勒霸占欧洲和全球的野心所付诸的侵略战争,以及它对所谓“劣等种族”的大规模的屠杀,是借助现代大工业的成果进行的,比如用于“闪电式进攻”的大规模坦克集团作战;能够一次性屠杀数千人的毒气室等等。然而,武器在人类(文明)战争史上发展的阶段性是这样分布的:冷兵器时代延续了数千年;热兵器时代仅三百年左右;而到二十世纪的一战、二战期间,战争武器的电子时代刚刚到来,仅仅几十年,到纳粹帝国由兴而亡的短暂的十多年中,战争武器的电子时代又和原子时代交集了。二战前后,纳粹轴心国和盟国的民主阵营几乎同时在研制原子弹及其运载武器,纳粹帝国其时向英国发射的数千枚“飞弹”,实际上就是原子弹和导弹的前身。如果纳粹帝国在盟国之前研制成功原子弹和导弹,那将会出现一幅怎样恐怖的画面?而美国比纳粹德国抢先研制成功原子弹,仅仅是一步之遥!谁能保证,今后如果再出现希特勒这样的恶魔,人类还会有这样的幸运?
    当然,和希特勒独特政治天赋组合得最密切、作用最大的“元素”,当属人类制度文化及其政治制度在不同文明实体中的特殊形态和传承模式。也就是说,德意志民族独特的制度文化属性和政治制度模式发展的历史形态,铸就了产生希特勒这样政治人物的熔炉。那么,什么是德意志民族的制度文化、政治制度的独特形态或模式呢?这是一个大问题,笔者当然不可能为这个问题提供准确全面的答案,只能简要地转摘《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以求读者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政治形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威廉·夏伊勒在谈到纳粹帝国产生的历史根源时,这样评价希特勒:“这个前维也纳的流浪汉,不论他的思想多么混乱,也有一些起码的历史知识,知道德国过去也有失败的时候,与这些失败相对的则是法国和英国的胜利。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到中世纪末叶,英国和法国都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仍然是300 个左右小国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就是这种缺乏民族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末期到19 世纪中叶德国历史的发展,使得德国历史同西欧其他大国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马丁·路德通过他的讲道和出色的圣经翻译,创造了现代德语,在人民中间,不仅造成了对基督教教义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最后还教导他们——至少在宗教方面——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于他的宣教而引起的农民暴动中,路德站在王公贵族一边,而且他热烈拥护政治上的专制政体,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乡上的极权主义,使得绝 大多数德国人民陷于贫困的境地,知觉惊人的迟钝,性格特别的驯顺。更糟糕的也许是,这种情况使得不仅阶级之间,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个王室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无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锐化。这种情况使得德国在好几个世纪内不能实现统一。 接受专制统治,盲目顺从像小暴君那样统治的王公诸侯,这种心理已深入德国人的思想中。而在17和18 世纪在英国取得迅速进展、在1789 年在法国爆发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议会统治思想,在德国却根本没有萌芽。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这种落后状态,使德国隔绝于西方其他国家,也落后干西方其他国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被分裂为这么多小国家,同欧洲的思想和发展的潮流完全隔绝。……最后,德意志民族国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来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来维持的。 这样就完全人为地出现了一个国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产物,它所以能够维持,是靠统治者的绝对权力,是靠一批忠实执行命令的思想偏狭的官僚,是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国家岁收有2/3 一一有时多达5/6——花在军队上,军队在国王统率下成了国家本身……用管理一个工厂那样的效率和残酷无情的方式统治的国家成了至高无上的一切;人民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不仅国王和领操的班长这样教导个人,而且哲学家也这样教导个人:他们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顺从、工作、牺牲、义务……”
   从这一段话中,我们大致了解了所谓德意志民族政治制度或制度文化的发展模式和历史走向,正是这种特殊形态的制度模式和制度文化,锻造了纳粹帝国和希特勒这样的政治家。下面,笔者不揣冒昧,简要地剖析一下德意志政治制度模式和纳粹帝国产生的关联度。
    第一,显然,在人类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几百年中,像德意志民族这样一个处于欧洲大陆的“政治共同体”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仍然处于300多个小国割土而立的政治状态,说明英国式的近现代宪政革命并没有波及这个欧洲“民族”,或者从来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真正生根。而各小国国内悠久的政治传统是王公贵族独揽政权,是专制、独裁、奴役和愚昧。如果这三百个左右的“独立王国”全部拥有这样的政治传统,那么,在近现代宪政的基础上实现全德意志共和政体的联邦统一国家,像当年美国那样,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然而,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却是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个传统的民族如果不建立近现代民族主权国家,不建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现代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国民经济体系、金融体系、国防体系等等,它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就无法生存。而对于当时的德意志民族而言,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承正处于欧洲中心,从而也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资本主义浪潮冲击的压力。而要建立近现代民族国家,就必须结束多国林立长期割据的状态,就必须完成德意志民族的国家统一大业。问题是,既然宪政民主共和政体行不通,那么只有用传统的武力统一的方式实现这个政治目标了。武力统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暴力和战争,意味着强邦对弱邦的征服和吞并,意味着侵略和独裁。总之,意味着中世纪野蛮的卷土重来。于是,德意志的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相继产生。而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出现,正如威廉·夏伊勒所说,不过是德意志第一、第二帝国“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二,作为德意志第一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实质上是一个封建帝国,它的大半个身子留在中世纪,尽管皇帝在一段时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实权,但在它不断变更的版图中并没有在实质上结束“多国”割据状态,实现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反而产生了新的“多国”林立状态。因此,它留给近现代德意志民族的政治遗产,不过是领土扩张和武力征服的“荣誉,是专制和独裁,是黑暗和愚昧,是奴役和顺从,是狂热的民族优越感,是称霸欧洲、征服他人的勃勃野心和骄狂心态。而所有这些政治遗产,都成为希特勒和纳粹帝国成长的营养液;
    第三,真正向现代民族国家前进的推手,实质上是普鲁士王国首相俾斯麦于十九世纪下半叶通过一系列“铁血战争”建立起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应该承认,在欧美现代宪政民主政治形成的现代政治文明环境中,既然德意志民族要向现代民族国家推进,它就不得不吸收现代政治文明的营养。第二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性质不同,它建立了君主立宪制,虽然通过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建立了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但作为德意志皇帝的普鲁士国家仍掌握着一系列重大实权,而由宰相主持的政府只向皇帝负责,而不是向议会负责。也就是说,第二帝国虽然是君主立宪制,但皇帝独裁的成分很大,专制传统很浓。难怪俾斯麦在1862年9月被任命为普鲁士首相兼任外交大臣时在普鲁士议会的首次演说中大声宣称:“德国(这里指德意志)所注意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权力。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以待有利时机,这样的时机我们已经错过了好几次。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议论和多数人投票能够解决的,有时候不可避免的,要通过一场斗争来解决,一场铁与血的斗争。”。而当年这位铁血宰相在第二帝国做的那些事,几乎和希特勒在第三帝国做的那些事如出一辙;
    第四,我们不妨例举一下这两个帝国的“铁血领袖”们所做的那些事,如何“如出一辙”,又如何有着重大区别,并由此判断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极个别非凡政治领袖的决定性作用+其他基本元素”历史组合,也会因政治领袖个性、观念、政治品行等等个人素质的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
    其一,社会民主党始终是俾斯麦欲除之而后快的心腹大患。1878年,鉴于统一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势力日渐增强,俾斯麦借暗杀德皇威廉一世事件栽赃社会民主党,向帝国议会提出一项反社会主义法,未获通过。当威廉一世再次遭到暗杀受伤,愤怒的俾斯麦便解散帝国议会,重新选出一批新议员,10月新国会通过了反社会主义法。反社会主义法又称反社会主义非常法,内容是禁止社会主义者的一切集会、组织、结社以及各种报刊,也不得接受任何募款捐助。然而,国会拒绝立法禁止社会民主党参选国会议员,使社会主义者在国会仍有一定影响力。而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同样是希特勒欲除之而后快的心腹大患,和俾斯麦一样,他同样用栽赃的方法清除这两个政党。不过,其借口和有鼻有眼的刺杀德皇事件不同,希特勒要卑鄙得多,纳粹党用自己故意制造出的国会纵火案裁赃共产党。请看:“在起火后的次日(2 月28 日),他(希特勒)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7 项条款。这项法令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它规定:得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此外,这项法令还授权全国政府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能够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而且由于他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得到‘公认’,也能够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家社会党的票,布尔什维克就可能掌握政权。大约有4000 名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及自由主义的领袖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而根据法律,后者有豁免权,是不能逮捕的。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去,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报纸和政治集会固然遭到了取缔,社会民主党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报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党派的集会也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只有纳粹党人和他们的民族党盟友可以毫无阻拦地进行竞选。”瞧,当年俾斯麦处心积虑地想置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于死地,结果连将该党在帝国议会中的所有活动宣布为非法这一点都没能做到,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影响反而越来越大了。而希特勒对付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动作要干净利落多了,而且能够做到将所有其他政党赶出议会,将议会成为纳粹一党的传声筒。几天以后,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就霸王硬上弓地强迫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将宪法中的立法权等五项最重要的宪政权力交给希特勒的内阁行使,为期四年:“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外,一切都是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同时也存在着恐怖。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未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紧接着,希特勒就运用这个授权法“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然而,“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3 月31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 会,命令它们按照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一个星期后,“性急如火的总理又颁布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长,他们有权 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所制定的总政策’。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满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
    几个月后,希特勒强行解散了所有的政党:“(1933年)7 月14 日,一项法律规定: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其二,俾斯麦在第二帝国建立后,视天主教为眼中钉,在所谓六年的“文化斗争”中利用强权打压教会势力及其天主教新成立的中央党,如迫使议会通过神职条款,“禁止滥用神职以遂政治目的”,并通过“五月法案”,“控制神职人员的培训、任命和教会教育,禁止耶稣会在德国展开活动,1874年把宪法内原有保证宗教自由的数条规条删除,1875年推出‘粮仓’,凡拒签声明支持政府立法行动的教士将不会得到政府的宗教津贴,最后在1876年规定教会不能控制婚礼。许多抵制文化斗争的神职人员遭监禁或驱逐出境。”然而,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却无功而返,以失败告终:“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反而使中央党势力越来越大,天主教徒充满凝聚力,得到选民的支持,在帝国议会内占有不少席位,迫使俾斯麦放弃与天主教徒的敌视,渐渐废除相关法令”……;
    那么,希特勒是怎样清算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组织、宗教知名人士和广大教徒的呢?尽管希特勒反复向梵蒂冈承诺其“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但希特勒的根本目标则是将全国的宗教组织变成纳粹党控制宗教、信仰和人民精神生活领域的工具和傀儡。其手段是:解散、摧毁所有在政治立场和信仰理念上不和纳粹党保持一致的各类教会组织;大量逮捕、迫害反对、不赞同纳粹党政治主张和宗教主张的教会组织骨干、知名人士和教徒;各类教会的发行出版物遭到严厉查禁;在各类教派教徒的分化中,由狂热的纳粹分子信徒“组织了‘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这个运动“热烈拥护纳粹的种族学说和领袖原则,并且要把它们运用在一个全国性的教会中,这一教会将把全部基督教新教徒都吸收进来,成为一个全面组织”,为了让“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完全掌控全国性的新教教会组织,希特勒扬言“如果纳粹党的‘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不能使各新教教会在全国主教缪勒领导下趋于一致的话,政府自己就不得不来接管教会的指导工作”。而缪勒正是希特勒以强权推荐的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的领袖——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在为缪勒主教清除了所有的障碍之后,希特勒终于全面掌控了德国的宗教组织。
    那么,这种“掌控”到了什么程度呢?在“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举行的一个盛大集会上,一个教区领袖“建议舍弃旧约全书‘和它的牲畜贩子和拉皮条者的故事’,修订新约全书,使耶稣的教导‘完全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这个集会上“拟订了不少决议,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要求全部牧师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坚持所有教会都实行亚利安化而排除改宗的犹太人”;而希特勒政府的宗教事务部部长汉斯·凯尔说得更加露骨:“党站在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而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意志的实施……上帝的意志表现在德国人的血液里……基督教信仰并不依靠使徒信条……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德国人民现在由于党,特别是由于元首的号召而具有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
    最终,凯尔所表达的关于基督教所有纳粹“教义”,“清楚地规定在希特勒的‘文化哲学教导事务’私人代表罗森堡在战争期间为‘国家总教会’所拟定的30 点纲领”中。这个纲领中居然出现了这样的“奇葩”条款:“14.国家总教会宣称,对它来说,因此也是对德国民族来说,业经决定,元首的《我的奋斗》是一切文件中最伟大的。它……不仅包含了最伟大的伦理,而且体现了对我国民族目前和将来生活来说是最纯粹和最正确的伦理。18.国家总教会将从它的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19.在供坛上,除了《我的奋斗》(对德国民族来说,因而也是对上帝来说,这是一本最神圣的书),不得有别的东西,在供坛左边则放一把剑。”
    将德国的基督教“修理”、“开涮”成这个样子,俾斯麦如在世,一定会被这位他的不可一世的“后来人”羞死、气死!
    其三,我们知道,作为德国民族主义延伸嬗变而成的泛日耳曼主义(或泛德意志主义),根植于拿破仑一世征服德国引发的民族屈辱,成长、漫延于普鲁士统一德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到1891年“泛德意志主义协会”成立,标志着由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组合而成的民族沙文主义,已经对德国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各项内政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泛德意志主义协会的宗旨是:“一,支持一切国家内的所有德意志人组成一个庞大的德意志国家;二,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持政府在欧洲和海外推行强权利益政策;三,主张由‘伟大的德国’统治世界,并同一切阻碍民族发展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这个协会的“作家们常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的一部分、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扩大了的塞尔维亚、奥地利等都包括在德国的领土之内。”(网文:《从泛德意志主义初探一战起因》)而1891年由德军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开始调整制定、历时十五年完成的“施里芬计划”,实质上已经浸透了泛德意志主义的勃勃野心。这个对俄法的作战计划,以速战速决为原则,企图在4至6周内击败法国、3至4个月内击败俄国。我们看到,由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军事侵略计划不过是“施里芬计划”的第二个版本而已,其中巨大的区别在于:当施里芬计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实施,其结果四年中德国就一败涂地,举手投降;而这个计划的第二个版本在希特勒手中却一度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德军横扫欧洲,攻陷法国,直逼莫斯科城下,希特勒的闪电战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像泛日耳曼主义、种族主义、反犹主义这种妄图主宰世界、煽动狂热的民族仇恨、种族仇恨的极端主义思潮,在政治实践中究竟能走多远?如果它引发了大规模的民族屠杀和种族灭绝悲剧,那么,引发这类悲剧的主导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所论述的“极个别非凡政治领袖的决定性作用+其他基本元素”的历史组合论似乎力求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说大权在握的“极个别非凡政治领袖”对引发这类悲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这极个别的政治领袖无论是其思想理念还是其所领导的规模巨大的政治实践,难道不受任何东西束缚吗?我以为,事实上对于欧洲近现代各国政治领袖而言,他们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无论怎样受到各类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但至少受到三条基本的底线束缚:第一,制度文化传统底线的束缚。君主、贵族、教会、独立城市之间的分权政体,是欧洲制度文化的渊薮,也是欧洲各国政治制度的传统模式。即便欧洲的绝对君主制,也没有突破这个渊薮和传统过。因此,再专横、再张狂、再极端的政治领袖,在这个传统束缚下也不敢彻底结束这种分权政体,将全部大权独揽在手。拿破仑是这样,第二帝国的德皇、俾斯麦及其各任首相,也是这样。比如俾斯麦他会用种种手段驾驭、控制帝国议会,但他决不敢像希特勒那样将议会完全变成纳粹党的工具、傀儡和真正的“僵尸”;第二,政治实践底线的束缚。既然是分权体制,那么议会中各种政治力量对国家当权者的制衡,就成了束缚政治领袖政治实践的底线。因此,正是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治法律平台上的有效反对,才使政治领袖无法将各类极端主义狂想完全变现为政治实践。然而,如果用逮捕、枪决、集中营、政治迫害、强行解散等暴力手段干净利落地铲除议会中的一切政治派别、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切政党和政治集团,那么,这条底线就突破了;第三,政治道德和人性的底线。既然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就必然有其个人的政治道德和品行操守的起码底线。而对于欧洲各国政治领袖而言,这条底线基本是由文艺复兴时代形成的欧洲人文主义思想、启蒙时代形成的人权、法治、自由、宪政等政治理念构成的,这些思想和理念同时也可以叫做人性的底线。因此,一位政治领袖尽管有狂热的极端主义思想,但在其政治实践中,由于有政治道德、个人操守、人性良知这条底线的束缚,他对权力的滥用毕竟有所顾忌,不至于犯下丧心病狂、灭绝人性的滔天大罪。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被希特勒视为政治导师的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卢格是一个激烈的反犹主义分之,威廉·夏伊勒评价道:“不错,卢格作为一个在心怀不满的小资产阶级中间进行活动,并且像希特勒后来那样利用高涨的反犹情绪作为政治资本的政党的领袖,当时成了奥地利最有势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读才读到大学毕业的卢格,却是一个在学识上有相当造诣的人。他的敌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愿意承认,他秉性高尚侠义、慷慨大度。当时在维也纳成长的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证明,卢格从来没有由于他在公开场合的反犹态度而不肯帮助犹太人或者对他们态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说,‘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这个反犹政党取得胜利的时候曾经心惊胆战的犹太人继续过着像过去一样享有权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
    也就是说,既便再狂热的极端主义政治领袖,只要恪守这三条底线,都会承认他所仇恨的民族、种族、阶级、异教徒作为人的基本生存权利,不会将他们从肉体上赶尽杀绝,或者像猪狗一样奴役虐待。问题是,如果有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治领袖全面、彻底地突破这三条底线呢?那也意味着他做人的三条基本底线被突破:德性、理性和人性。而突破德性、理性和人性的政治家,不是疯狂变态的精神病患者,就是嗜血如命、残忍之极的恶魔。
    希特勒就是这类变态的精神病患者和恶魔。在突破这三道底线上,他达到了“完胜”,彻底打破了欧洲近现代政治史的纪录: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比东方专制主义还要专制的个人独裁的中央集权制帝国;用刺刀、绞架、集中营消灭了所有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政党,让欧洲传统的议会成为一具任其蹂躏的僵尸;对平民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工业化的屠杀和奴役。
    也就是说,一旦“极个别非凡政治领袖的决定性作用+其他基本元素”的历史组合中那个政治领袖是希特勒式的恶魔,那么人类社会所遭受到的灾难就是毁灭性的。
    那么,在这样的历史组合中,希特勒式的疯子和恶魔仅仅是一个例外吗?但历史又如何让我们相信,在人类今后的发展中出现类似的元素组合时,这样的“例外”不会再次出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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